枚乘是西汉淮阴人，他原本做吴王濞的郎中，后来吴王谋逆造反，枚乘上书劝谏，但吴王根本不听，于是枚乘就离开吴国前往梁国，成为了梁孝王手下的幕僚。当时梁孝王在河南商丘建有梁园，招揽了许多才俊在此聚会。
汉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进行了制度上的改革，削弱了诸侯们的实力，于是吴王与其他六个诸侯国共同谋反，他们谋反的理由就是要诛杀晁错。面对此况，汉景帝只能丢卒保车，处死了晁错。而当时枚乘劝吴王不要跟着六国共同造反，但吴王不听他的建议，最终被灭掉了。但这件事让天下知道了枚乘之名，因此后来汉景帝将枚乘任命为弘农都尉。
枚乘在跟随梁孝王的时期，写了不少的辞赋，其中最有名者就是《七发》。后来梁孝王去世了，枚乘就返回了淮阴老家。汉武帝当太子时即听闻到了枚乘的大名，于是他将这位老人家请来宫中，可惜因为枚乘那时年纪太大了，在前往朝廷的途中去世了。
古枚里碑亭
《汉书·艺文志》上记载枚乘所作之赋有九篇之多，但这些赋有的失传了，有的流传后世，但可能是伪托之作，而唯有《七发》最无异议。对于《七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宇文所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篇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枚乘的《七发》是南方‘大赋’现存最早的代表作。”什么叫“大赋”呢？该书做出了如下的说明：“‘大赋’是汉赋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主要特征是：篇幅超长（长达五百行，甚至更多），使用主客问答结构（让人联想到战国时期面对面的说服劝诱），导言部分为简短的、历史化的散体文，正文部分韵律多变，散韵交错，常用极端的夸饰，多用生词僻字（尤其是象声词、韵脚用字）和双声叠韵词，对仗松散，巨细无遗地罗列堆砌各种现象。”
对于《七发》的价值，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说的更为简明扼要：“枚乘之文，《七发》最著，盖当时之创体，亦辞赋之枝流也。”
后世对《七发》的研究，首先的着眼点是枚乘为什么要写这篇大赋。《六臣注文选》中，李善说：“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看来，枚乘因为有劝荐吴王不要造反的经历，所以他跟了梁孝王后也担心孝王有反意，于是他就写了篇名为《七发》的大赋来做劝谏。
此碑亭处在河堤之上
但也有人认为《七发》的劝谏对象不是梁孝王，而是之前的吴王刘濞，清梁章钜在《文选旁证》中引朱绶之说：“《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但王增文在《枚乘〈七发〉主旨新论》一文中，经过从六个方面的考证，最终认定《七发》是写于梁国而非吴国，而内容就是为谏梁孝王而作，这个结论等于印证了唐李善在注释中的所言。而游国恩也赞成李善的结论：“《七发》不知作于何时。《文选》五臣注枚乘事梁孝王，恐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以意度之，五臣之说是也。”
关于《七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名称的涵义，换句话说，“七发”究竟为何意。关于对“七发”的解释，《文选》李善的注释中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李善认为，“七发”就是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同时李善又进一步说“七发”就如同《楚辞》中的“七谏”。看来，这是李善的一个小疏忽，任鹏在《中国美学通史》中说：“在李善的注释中，显然犯有年代的错误，即《七发》在前而《七谏》在后，倘若细加追究，固不宜以后者解释前者。”
旁边的钓鱼台
在李善之前的刘勰于《文心雕龙·杂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刘勰夸赞了《七发》写得是如何的壮丽，而后他又说了句“盖七窍所发”。看来，刘勰认为“七发”就是开启人身体上的七窍。
碑券的另一面
对于刘勰的这个说法，游国恩并未分析其正确与否，而是从分类上予以了批评：“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是七之礼，与汉赋名异而实同耳。刘勰目为杂文，侪宋玉《对问》、扬雄《连珠》于同列，误矣。”游先生认为，“七发”就是大赋，而刘勰却将其视之为杂文，这应当是一个错误。饶宗颐先生则认为，“七”在《周易·复卦》中有“七日来复”的说法，因此从内容上讲，“七发”所描述者是通过语言来给太子治病，故而“七发”应是“七复”的意思。
但也有人认为“七”乃是一种文体，徐师曾在《文体明辩》中说：“七者文章之一体也，词虽八首而问对凡七，故谓之七。则七者问对之别名，而《楚辞·七谏》之流也。……”徐师曾认为，《七发》一篇是两人之间八问而七答。陶秋英在《汉赋研究》一书中也说：“自枚乘《七发》始，而‘七’为赋中一别体。可见枚乘在赋史中的重要，《七发》在赋史中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