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话诗事诗史诗学研究；2、诗歌语音音韵尔雅研究；3、诗歌鉴赏、评注、校勘、考古、整理；4、诗歌的分类、形式研究，包括格律、体裁、章法、句法、字法；；5、诗歌的意境、意象、概念、神韵、气质等研究；6、比较诗学、诗歌的逻辑研究；7、诗歌创作思想、方法研究
诗歌理论有《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诗人玉屑》、《全唐诗话》、《随园诗话》、《人间词话》、《谈艺录》等历代诗话；各个诗人传记评价、各类诗集的评价；
涉及学科很多，美学、哲学、小学文字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史学等；
我特意检索了一下范畴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个哲学概念，用在这里，大概指的是古代诗歌的言、意、象、神、韵、乐、志、情、性、气等等；
古代诗歌
表达乡情乡愁的古代诗歌名句作者:不详 时间:2006-10-13 21:11:30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1887
《回乡偶书》
——唐 贺知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夜上受降城闻笛》：
——李益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泊船瓜州》
——王安石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商山早行》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鸿雁满回塘。
《渡汉江》
——[初唐]宋之问
岭外音书断，经冬夏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邯郸至除夜思家》
——白居易
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便插茱萸少一人。
《杂诗》
——王维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时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秋思》
——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逢入京使》
——岑参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秋思》
——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现代诗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席慕蓉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的“意境”理论有哪几个主要发展阶段
诗歌意象的和谐形成意境。意象内部分为意隐象中、意象俱显、见象生意、以意取象四种构成方式。虚实相生的诗歌意境包含两种基本美学特征：寓无限于有限，使诗歌的审美内涵更加丰富，形成“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意境；情与景的统一，主观意象和具象画面相互融合，形成情景交融的意境。从具体诗歌的鉴赏中可窥一斑。 我国古代诗歌意象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萌生期、成型期、繁盛期、深化期、完善期;其特征则主要表现在喻象性、张力性、审美性三个方面。 意境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它的源头可上溯至《庄子》。此书不仅提出了“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情感命题，而且还较早地使用了虚化的“境”的概念，如“荣辱之境”、“是非之①远在公元前7-6世纪，古希腊便出现了专写情歌和婚歌的女诗人萨福（sapph），后又出现了古希腊宫廷抒情诗人阿那克瑞翁（Anacreon，约570-？B.C.）。境”和“振于无境故寓诸无境”等，这就为意境论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后来，刘勰便在《文心雕龙·隐秀》中首先用“境”的概念来评论嵇康和阮籍的诗，说他们的诗“境玄思淡”，并提出“文外之重旨”、“余味曲包”等重要问题，可视为文学意境论的萌发。盛唐之后，意境开始全面形成。相传为王昌龄作的《诗格》中，甚至直接出现了“意境”这个概念。但他当时的意思，只是指诗境三境中的一境：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这段话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分析了意境创造的三个层次，认为要写好“物境”，必须心身入境，对泉石云峰那种“极丽绝秀”的神韵有了透彻了解之后，才能逼真地表现出来；对于“意境”，作家必须发自肺腑，得自心源，有真诚的人格、真切的发现，“意境”才能真切动人。他还探讨了意与景的关系，提出“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②。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深刻见解。王昌龄之后，诗僧皎然又把意境研究推进一步，提出了诸如“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命题。③中唐以①初文无“境”字，故《庄子》中的上述境字皆用“竟”。“荣辱之境”出自《逍遥游》，“是非之境”见《秋水》，“振于无境故寓诸无境”见《齐物论》，是指一种“无极之境”和“自由之境”的意思。古“竟”字一般是指疆域边界或乐曲的一段，虚化而用于精神领域首见于《庄子》。
②参见[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学术界一般认为此条抄自王昌龄《诗格》。
③参见皎然：《诗式》。刘禹锡提出了“镜生于象外”，晚唐司空图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点，都进一步扩大了意境论的研究领域。后来意境论的研究可以说代有深入。宋人严羽的“别材”、“别趣”说进一步规范了意境论的范围；明人陆时雍重点研究了意境的韵味问题；清人王夫之深入探讨了情与景关系问题。最终王国维总其成，他的《人间词话》可以说是我国意境论的集大成。他指出：“词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①
上述可见，我国意境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大致在唐代已经确立。总的来说它有两大因素、一个空间，即情与景两大因素和审美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所谓“境”。这个“境”由两个部分构成，即“象”和“象外之象”，也说是我们下面将要论述的实境和虚镜。 《诗格》论“意境”
在旧题唐代王昌龄所著的《诗格》中，把“境”分为三种：“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艳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镜像，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
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的区别
嘿嘿，楼上的说得有意思。
我说简单点—–
古诗是讲究诗歌的写作格式，有一定的韵律、句式要求，并要讲究对仗工整。如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它的意境要深远、含蓄。当然也有写得浅显明白的古诗。如杜甫的诗歌。
现代诗是比较自由地创作出来的。它没有一定的格式要求，可以不讲究对仗，也没有句式要求。但是，现代诗同样讲究意境深远、含蓄。
管它是古诗，还是现代诗，都要讲究抒情来表达作者的内心世界独特的感受或讲哲理等。
请解释：古代诗歌的“性灵说”
要目：清袁枚论诗时提倡“性灵说”，意即自由抒写，不拘格套，要求真实反应性情，主张个性解放。这与公安派的主张相似。还主张反道学、反传统、反复古，反对雷同因袭，强调诗歌的独创性体现个性。因此其诗歌创作大都直抒胸臆，语言通俗，与白居易有些接近，具有洒脱、通俗的特色。
细述：性灵说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是“性情”的同义语。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答施兰□论诗书》）。
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唐代皎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感情的特点。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献相国京兆公启》)这些都被袁枚所汲取。他在《续诗品》中所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即由此而来。而《续诗品》的写作，也是出于他“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的缘故。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推崇的。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这些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李贽最相知的焦□，在他的童心说的影响下，曾明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雅娱阁集序》）主张诗歌创作应当“沛然自胸中流出”（《笔乘》），“发乎自然”，“自道所欲言”（《竹浪斋诗集序》，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对李贽十分崇敬的戏剧家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和李贽也是一致的。汤显祖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其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汤显祖所说的“情”，实际上也就是“性灵”，如他在《新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作为李贽和焦□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灵说正是由此而来的。袁枚强调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反理学传统，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反对以温柔敦厚论诗，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在《再答李少鹤书》一文中，他又明确地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认为写诗而讲温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实性灵的表达。从主张性灵出发，他还大胆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一反道学家的“淫奔”之说，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这对封建礼教、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明显的叛逆意义。性灵说要求诗歌能自由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感情。这是受明代中叶以后，由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产生的初期的个性解放要求影响的结果，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②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拟古，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说：“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斋诗话》）袁枚所处的时代，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但其余绪为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因此，袁枚从性灵说出发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因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他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袁枚比公安派可贵的地方是不绝对化，他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同前）他是主张“多师”的：“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随园诗话》）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
③性灵说从真实地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袁宗道《论文》）但是，公安派又有流于浮浅之病。袁枚则和公安派有所不同，他主张由藻饰而达到自然之美：“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诗话》）强调由功力、磨炼而达到平淡、自然：“明珠非白，精金非黄，美人当前，烂如朝阳。虽抱仙骨,亦由严妆,匪沐何洁，非熏何香。西施蓬发,终竟不臧。若非华羽,曷别凤皇。”（《续诗品·振采》）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澹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澹”;并引叶书山的话说:“然人工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随园诗话》）袁枚“性灵说”与公安三袁性灵说也有差异。袁枚之“性”如果说即是“情”，那么“灵”则近于才，如“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同前）等，“木”即缺乏才灵的表现。
性灵说的倡导者都是反对以学问为诗的“掉书袋”风气的。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批评过这种“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的倾向。袁枚在对翁方纲以“掉书袋”为特征的肌理说的批评中，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诗以抒发性灵为主，不是“为考据之学”，如果“误把抄书当作诗”，则又何必写诗？这并不是说诗中不能用典，只是不应“将诗当考据作”，如对李商隐的诗，他就认为虽“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随园诗话》）。
④性灵说由于把能否抒发真情实感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因此打破了传统的轻视民间文学的封建阶级偏见，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袁宏道就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序小修诗》）袁枚亦赞扬《诗经》“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随园诗话》）。他们对戏曲、小说也都很重视。他们认为不论是官僚大夫还是士女百姓，只要能咏得真性情便是好作品。
性灵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性灵说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它把心或心灵看作是文学的源泉。袁中道说，由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影响，“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这和李贽在《童心说》中把“童心”看作是文学的源泉是一致的。袁枚虽然也讲到学识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还是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并未能突破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其次，性灵说突出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反对受儒家礼义的束缚，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是真实地表达了感情的便是好作品，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不对感情加以进步的政治道德规范，结果是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如袁枚就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再与沈大宗伯书》）。明代中叶以后，文学中色情、低级内容大量出现，与性灵说这种文学思潮的流弊是有一定关系的。性灵说的上述缺点对后世曾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有些作家就曾推崇性灵说，而把文学变为小摆设和玩物。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00454.htm
中国古代军事的诗词
1、词
《满江红·汉水东流》宋代：辛弃疾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想王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
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但从今，记取楚楼风，庾台月。
释义：
汉水滔滔，向东流去；它冲净了那些满脸长着胡须的敌人嘴上沾着人民的膏血。人们都说：当年你家的飞将军，英勇威列地打击敌人。攻破敌人坚固的城池的时候，迅速勇猛，像迅雷过耳那么快；在玉帐里谈论兵法或者是研究战术的时候，态度激昂兴奋，语言慷慨激烈，两颊都结了冰。
回想王郎，你才到结发的年令，就从事戎马生活。继承着先人的事业。我腰里悬挂的宝剑没有用了，只有在无聊的时候，把它当作乐器，弹着剑柄唱唱歌。今天拿着酒杯，喝着酒为你送别。况且这是我的好朋友你，又是重新被任用，你簇拥旌节的仪仗，登上了拜将坛，封你为编率大军的将军。
你是大丈夫男儿汉，应当把马革裹尸当作自己的誓言，为了消灭敌人，为国捐躯是最光荣的。有些人，贪图安乐，迷恋女色，是自伐生命，应以为戒，再也不要说它了。从今后，要牢牢记住：咱们在楚楼、裴台吟风赏月的这段友谊。
2、词
《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宋代：张孝祥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释义：
伫立漫长的淮河岸边极目望远，关塞上的野草丛茂是平阔的荒原。北伐的征尘已暗淡，寒冷的秋风在劲吹，边塞上的静寂悄然。我凝神伫望，心情黯淡。追想当年的中原沧陷，恐怕是天意运数，并非人力可扭转；在孔门弟子求学的洙水和泗水边，在弦歌交秦的礼乐之邦，也已变成膻腥一片。
隔河相望是敌军的毡帐，黄昏落日进牛羊返回圈栏，纵横布置了敌军的前哨据点。看金兵将令夜间出猎，骑兵手持火把照亮整片平川，胡笳鼓角发出悲壮的声音，令人胆战心寒。想我腰间弓箭，匣中宝剑，空自遭了 虫尘埃的侵蚀和污染，满怀壮志竟不得施展。时机轻易流失，壮心徒自雄健，刚暮将残。
光复汴京的希望更加渺远。朝廷正推行礼乐以怀柔靖远，边境烽烟宁静，敌我暂且休兵。冠服乘车的使者，纷纷地奔驰匆匆，实在让人羞愧难以为情。传说留下中原的父老，常常盼望朝廷，盼望皇帝仪仗，翠盖车队彩旗蔽空，使得行人来到此地，一腔忠愤，怒气填膺，热泪倾洒前胸。
3、诗
《战城南》唐代：李白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释义：
去年在桑干源打仗，今年转战葱河河畔。曾经在条支海中洗过兵器上的污秽，也在天山草原上牧放过疲惫的战马。这些年不断地万里奔驰南征北战，使我三军将士皆老于疆场。要知道匈奴是以杀戮为职业的，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
在他们领域中的旷野里，自古以来就只能见到白骨和黄沙。秦朝的筑城备胡之处，汉朝依然有烽火在燃烧。从古至今，边疆上就烽火不息，征战没完没了。战土在野战的格斗中而死，败马在疆场上向天低徊悲鸣。
乌鸦叼着死人的肠子，飞到枯树枝上啄食。士卒的鲜血涂红了野草，将军们在战争中也是空无所获。要知道兵者是凶器啊，圣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它的。
4、诗
《从军行·其二》唐代：李白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释义：
身经沙场百战铁甲早已支离破碎，城池南面被敌人重重包围。突进营垒，射杀敌军大将，独自率领残兵杀开重围千骑而归。
5、诗
《雁门太守行》唐代：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释义：
敌兵滚滚而来，犹如黑云翻卷，想要摧倒城墙；战士们的铠甲在阳光照射下金光闪烁。号角声声，响彻秋夜的长空，塞外天边的云霞将夜空凝结成紫色。红旗半卷，援军赶赴易水；夜寒霜重，鼓声郁闷低沉。为了报答国君的赏赐和厚爱，手操宝剑甘愿为国血战到死。
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的区别
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区别
我国的汉语诗歌从历史、时间上，可分为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什么是古典诗歌？所谓古典诗歌一般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产生的各种诗歌体裁形式，它是以文言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艺术。古典诗歌，包括清代及清代以前的诗词，它从形式上包括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
四言诗是四个字一句，五言诗是五个字一句，七言诗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通常只有五言诗、七言诗两类。五言诗和七言诗又可分为古诗和律诗两大类。五言古诗简称“ 五古”， 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又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於五绝。
古典诗歌又可分为古典风体诗歌和古典格律诗歌两类。什么是古典格律诗歌？古典格律诗歌是以文言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最高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古典格律诗歌包括律绝、律诗和排律、词、曲。古典格律诗歌格律严谨，在字数、句数、平仄、对仗、用韵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要求。
什么是古典风体诗歌？古典风体诗歌是以文言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一般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古典风体诗歌包括诗经体诗歌、楚辞体诗歌、乐府体诗歌和古体诗。古典风体诗歌格律比较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言。
什么是现代诗歌？现代诗歌是指“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诗歌。它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接近群众的白话文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科学民主的革命内容﹐以打破旧体诗 格律形式束缚为主要标志。现代诗歌的特点是：
1.形式比较自由。
2.内容比较开放。
3.意象重于修辞。
4.形象性更为鲜明。
5.必须分行排列。
现代诗歌又可分为现代格律诗歌和现代风体诗歌。什么是现代凤体诗歌？现代风体诗歌是以白话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一般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例如，我国当代诗人于进水的《姐姐》。于进水，字潇涵，号潇涵轩主。1970年生，山东荣成人。1987年开始诗歌创作与研究。他是当代的诗人、诗歌理论家、诗歌旗手。出版了主题诗集《姐姐》、诗歌专著《论律体新诗》、《诗帜》等。
《姐姐》是一部主题诗集。整部诗集，有两大创新：一是体裁的创新，根据诗歌的发展规律，打造全新的现代诗歌体裁——“律体新诗”。二是修辞格式的创新，首次运用了大对仗、大排比的修辞手法，强化语势，升华诗歌的情感之美。“律体新诗”又有二大特点：一是以意传神，主题鲜明，昂扬向上，并采用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节奏，反复烘托意境，深化意象。二是以律立体，韵贯首尾，以韵律的回环往复，塑造诗歌的声韵之美。
什么是现代格律诗歌？现代格律诗歌是以白话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最高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现代格律诗歌的格律要求与古典格律诗歌的要求一样，定字、定句、定节、定平仄、定韵等。例如，于进水的《诗帜》。《诗帜》是中华诗歌复兴的旗帜和纲领。《诗帜》分为：《诗帜》的核心思想和伟大意义；诗歌的本质；诗歌的概念和分类；诗歌的风格、特点和作用；诗歌的格式；诗歌的结构章法；诗歌的鉴赏方法；诗歌韵表；诗歌分类表和诗歌各种体裁范例十个部分。《诗帜》规范了诗歌的含义、概括了诗歌的特征、明确了诗歌的分类，指明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方向。《诗帜》的诞生，是人民不满当今中国诗歌现状，要求恢复传统重建诗格的必然体现，是诗歌自身内在发展规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必然产物，是中国诗歌走向复兴的一面旗帜。
青岛理工大学丁永志写于魅力之城，2012-4-6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他开创了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写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质朴的语言中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陶渊明是追求人生艺术化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之一，为后世文人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东晋被宋取代，之后宋、齐、梁、陈交替，四朝偏安江南。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现清丽缠绵的风格，代表作是长诗《西洲曲》，四句换韵，用连珠格，声韵回环婉转。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敕勒歌》雄浑壮阔，是千古绝唱；代表作《木兰诗》清新刚健，写出一个女英雄的英风豪气。
从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开始，文人诗风发生转变。他开创山水诗，特点是鲜丽清新，注重描写刻划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丽之极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楼》。他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影响着南朝整代的诗风。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沈约等人创立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主张要讲究诗歌的音韵美。“永明体”代表诗人谢朓，继续写山水诗，避免了大谢的晦涩，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讲究永明声律，音调流畅和谐。齐梁两代形成萧子良、萧衍、萧统三个文学集团，诗歌创作都是以宫体艳情诗为主，但南方诗人庾信滞留北方，把南方文风带到北方的同时，自己诗风也集合了南北之长，穷南北之胜。南方的清丽和北方的劲健的结合，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
公元775年，爆发安史之乱。中国诗歌史上第四位伟人杜甫以动地的歌吟写战火中的人间灾难，“三吏”“三别”把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大转变，标志着诗歌从盛唐诗风转向中唐诗风。杜甫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其缘事而发开中唐元稹、白居易；文字奇崛开韩愈、孟郊、李贺、苦吟诗派；其七律律法开晚唐李商隐，成为后世典范。
中唐白居易有伤感苍凉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有狠重粗豪的《石鼓歌》、《陆浑山火》，引出中唐诗歌高潮。但是到了晚唐，诗风再变，杜牧的咏史诗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李商隐《筹笔驿》（七律）沉郁顿挫，绝类杜甫，而其《锦瑟》《无题》等朦胧诗深入心灵世界，幽深窈渺，形成凄艳浑融的风格，成为唐代最后一位诗坛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