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大，诞生最早的纸币。
宋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宋朝 是中国历代朝代中 经济最发达的 国民文化最兴旺的 科技创新成果最多的 人口基数增长最健康的 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 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 繁荣鼎盛朝代 如果您不相信 鄙人将向您介绍一个如梦如幻的宋朝 让我们一起梦回宋朝: 1 经济发达 宋富 这已早成历史的定论 其他王朝“抑商” 而惟独宋例外 宋初 太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 市田宅以遗子孙 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 后 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 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 令众“政事之先 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 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在宋之初 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 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 轻民法的传统做法 专门研究施行了专卖法 如盐法 酒法 茶法等法令 宋代则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 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 而且宋的经济法令 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 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 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 商贸发展迅猛 手工业发展迅猛 使宋朝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 这是绝无仅有的!甚至银行可以贷款 异地付款 就算是从近代来看 都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 以地域而言 宋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 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 从手工业看 坑矿 茶盐 造船 造纸 制糖 纺织 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 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 产量增加以外 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 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 “单筒井”的开凿 宋瓷的精良等 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 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 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 使他们投入于商业 手工业中 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 银 铜 铁 煤等矿藏 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 加工工厂 如 造船厂 造纸厂 印刷工厂 织布厂 火器厂 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 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 中国已懂得用烧煤 炼钢 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 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 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 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此外 矿冶 造纸业 制瓷业 丝织 航海业也高度发达 宋代无愧于 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 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手工业之霸主! 从商业看 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 而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 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 宋代则更加自由 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城市的发展 “坊制”的突破 集镇的兴起 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 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 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 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 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 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 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 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 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 产量加大 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 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 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 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 且在其商业运作中还出现了 铜板印刷的广告 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 就学士苏东坡来说 他就曾给一位做油食老妇人 做过一首广告诗 使之兴隆 更有意思的是 宋朝还出现了近似现代报纸的“小报”和史上最早的商标 商标是小可意义重大 这标志着宋朝商业化体系的逐步完善 此外 著名学者沈括所著<货币流通速度论>也是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 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 也是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 而宋代的经济突飞猛进 则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 2 文化辉煌 物质生活的富足 精神追求变的越发迫切 于是宋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了强烈的文化需要 国民闲暇的生活 审美趣味 生活情趣 都促成了 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 诗词 歌赋 杂技 戏曲 民间音乐 小说 书法 建筑 等艺术都在宋代高速发展 与此同时宋朝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 大家耳熟能详的 就有苏轼 欧阳修 寇准 范仲淹 王安石 岳飞 文天祥 沈括 辛弃疾 朱熹 李清照等 这些学者们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风华依旧 其光泽不减当年 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 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 可见其文化之光辉是何等之耀眼! 书法家更是举不胜举 最著名的四大书法家有 苏东坡 黄庭坚 米芾 蔡襄 他们的作品足以让书法家们叹为观止 就是”大汉奸”秦桧也能习得一手妙笔 舞得一手好文 若是其为人正派 必然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 更不论岳飞等文滔武略的英雄了! 因文化的百花齐放 两宋大家又分之为南北 ： 南宋有四大家 陆游 杨万里 范成大 尤袤 北宋有二程 程颐 程颢(理学家) 南宋东南有三贤 朱熹 张拭 吕祖谦 也正是因为宋文化的蓬勃发展 使宋朝完成了”儒学复兴” 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 使得传统的”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 也促进了儒 释 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 “词”自唐末兴起 经五代至宋已经达到全盛 因此有唐诗 宋词 元曲等并称 可见词是宋朝文化的代表之一 是急先锋之一 要考究宋朝文化必然要先对其词有所了解 而最具有代表的是苏轼的《明月几时有》 此词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就是一般的孩童都会吟唱两句 全词高雅 飘然 使人如登仙境 又独身于世外 孤独且满目而悲者矣 可谓登峰造极之作 把水调歌头词牌名形式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出自其手笔 而其他词人同样成绩斐然 就算是李清照等女词人也是所见不鲜 可女子好习文且达到如此水平者 古往今来也惟独宋时一个李清照 也是 若把宋词之人一一列举 鄙人一天也未必言尽 再举下去也只是数数宋代“词”文化的九牛一毛了 就那《全宋词》来说吧 全书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 词章近两万赋 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 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词人百家之多 词作四百多篇 这足以反映了 词文化在宋时的地位 足以反映了词无愧于宋文化之代表 足以放映了宋文化的欣然朝气！ “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 在宋把对“诗”的诠释提升到新的层面 一个更加大众化的普及层面 一个更加自由的格律层面 宋朝虽然是“词”的全盛时期 但是同时是一个“诗”的国度 我们无论 在小学中学大学乃至于研究生 唐宋朝之诗 是接触过最多的 宋代的诗 是唐朝之诗的延续 再发展与突破 宋朝的诗人更广泛 诗篇更丰富 诗歌的种类和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 宋诗创作的数量空前的多 根我所知 北京大学正进行《全宋诗》的编纂 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 为《全唐诗》的四倍！就个体诗词数量 而言诗词作品最多的个体还是在宋代诞生了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忧国忧民之人的名字吧 他就是—–陆游 你还记得这位伟大的诗人对国家复兴的致死愿望吗？ 可曾记得他的临终遗言吗？ 如果你忘记的话 那么你听吧！“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多么朴实的语言啊 一个爱国义士临终遗言 我生前没看到复国啊 我死后也要听到这个消息…… 我的孩子们啊 大宋复国之你们千万不要忘记 在拜祭的时候 告诉你们的父亲这个消息啊…… 让我九泉之下也能瞑目…… 写到这里 我闭上了眼睛 不知为何 泪流不止 是的 是的确实流泪了 而且在尽情的流泪 不光为了“诗”所隐藏了的悲楚而流泪 也为了千千万万的象陆游这样爱国志士流泪 更加是为了宋朝最终命运而流泪！（呵呵 键盘上湿一大片 休息以下 还是振作起来继续写吧） 唐宋之诗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取之不完 用之不绝 诗中包含了无数知识财富 但这个宝库 我们认知和开发的非常之少 能不遗憾吗 如此之多的潜在资源等待着我们去开发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动心呢？ 在之前鄙人谈到了四大书法家 书法方面不多说了 宋朝的书法的成就是世人皆知的 而宋代所涌现的画家有哪些呢？ 最富盛名的画家有 赵佶 范宽 马远 夏圭 郭熙 李唐 张择端等 艺术界 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出自张择端之手 纵观中国历史 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成就的 非宋代之山水画莫属了 时而博大如鸿 时而飘渺如仙 意境挥洒如行云 意随豪泼如流水 宋时 山水画家可谓人才辈出 各有所长 比如 北宋画家有范宽（以崇山峻岭和雪景 见长）许道宁（以林木野水 见长）郭熙（以描四时朝暮 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 见长）李成（以塞林平远 见长） 惠崇 赵令穰（以抒情小景见长） 米芾 米友仁父子（又以云山墨戏见长）画中内容之丰富无法用言语穷尽 而南宋的夏圭 马远 李唐 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 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 他们与刘松年共称为南宋四家 不知名或者隐居的民间画家也多如牛毛 可见宋朝书画方面也已经达到可艺术创作的颠峰 除此之外 宋时兴起的话本 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可以说它开创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先河 而平民文化也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如戏艺的有 皮影戏 滑稽剧 杂技 傀儡戏 杂剧 说话 等等 经济的飞跃发展 物质生活的越发优越 娼妓业兴盛了 宋时娼妓 分得很明确 大致分为了“商妓” “艺妓” “声妓”“官妓” 四类 当然此妓非彼妓 她们大部分都不卖身 只卖艺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对琴 棋 书 画 歌 诗 样样精通 有的妓女甚至可以自成一家 也就是现在的民间艺术家一类 这四类艺妓中 最具有才貌双全特性的非“官妓”莫属 自然官妓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宋朝时期 所有的茶文化也是 很有品位的 根据个人喜好调制 与其说是品茶不如说是品差饮料 连茶盏都分 黑釉 酱釉 青釉 青白釉四种 可见宋人也是优越之优越 享受之享受啊 宋还有斗茶之风 民间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 国君徽宗也在《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 可以说宋代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 是雅俗共有之文化 由于徽宗非常喜爱 上行下效 玉雕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 与此同时 木雕 竹刻 漆器 碑帖 印章 铜器 金银器 牙角器 乃及笔 墨 纸 砚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 这些都 表明了宋的文化艺术的高超深厚! 宋朝时期还创造了现在使用的 “宋体字” 可见其对文字的影响也颇为深远 宋代史学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宋代史学体裁多样 兴起了方志学 金石学(类似考古学) 史学著作也异常丰富 著名史家辈出 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 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东汉后早已失传 也是经宋朝的徐铉氏兄弟重新编纂的 学者认为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 中国文化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高潮 1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2 第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 3″四运动”新文化运动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评价是很值得重视的 史学家汤因比（英国）曾说“如果让我选择 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余秋雨先生也曾说过“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连邓广铭也曾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是的 宋朝文化吸引了无数学者们 它的确是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 空前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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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诗词一般有哪些常见的思想感情？
南宋时期的诗词难免都带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南宋初期的诗词大多是感概南北分裂之苦 痛惜大好河山落入外敌手中 悲愤朝廷无力抵抗入侵者。以及对家乡对故土对老友亲人的昔年 和落魄他乡的自怜自哀
例：叶绍翁的“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如公少 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表现了南渡文士对国事的感慨。
到了中期 更多的是表达自己誓死抵御外敌 愿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豪迈情怀
例：陆游《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晚期 对生灵涂炭的悲哀 对水生火热的无奈 对美好过去的怀念
例：范成大《州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南宋的文化
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巅峰时期。日本学者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
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南宋时期维持了近百年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宋词在南宋达到鼎盛，著名词人有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等。 宋诗的繁荣，宋诗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开拓了宋诗新境界，其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南宋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南宋戏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中国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出现。 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宋代统治者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著名作品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等。南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和教益。
南宋与东亚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对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宋理宗时代，朱熹道学（又称理学）得以兴盛。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国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着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
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瓦舍，宋代勾栏兴盛一时的民间艺术演出场所“勾栏瓦舍”，是戏剧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地位。南宋临安的瓦舍数量据各种史籍记载，共有24座，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一个勾栏的娱乐场所。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
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称，汴京“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上一直演到晚上，从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
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东京梦华录》中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以想见，当年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粗算一下，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
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流传较广。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体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 的结论。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南宋与金国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等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射，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指南针在宋代的航海交通上已经普遍使用，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晚唐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 ，北宋政府在东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药和火器。南宋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传欧洲。
南宋在数学领域的巨大贡献。杰出数学家秦九韶撰写的《数学九章》提出的“正负开方术”，比西方早500多年。另一位杰出数学家杨辉，编撰有《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十余种数学著作，收录了不少中国现已失传的数学著作中的算题和算法。
南宋在医药领域亦有突出成就，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350余年，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被奉为中国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并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宋代诗词的特点是什么？
宋词的形式有以下特点：
1、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词调（词牌）。一般说，词调并不是词的题目，仅只能把它当作词谱看待。到了宋代，有些词人为了表明词意，常在词调下面另加题目，或者还写上一段小序。
2、词一般都分两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阕），不分段或分段较多的是极少数。
3、一般词调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
4、词的句式参差不齐，基本上是长短句。
5、词中声韵的规定特别严格，用字要分平仄，每个词调的平仄都有所规定，各不相同。
词是诗的别体，它最初是配音乐唱的。词的特点在于它是长短句，词牌是词的调子的名称。不同的词牌在总句数、句数，每句的字数、平仄上都有规定。
宋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是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诗和词都属于韵文的范围，但诗只供吟咏，词则入乐而歌唱。
它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
扩展资料：
宋词的风格：
1、婉约派风格：
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
2、豪放派风格：
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 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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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词的特点
总体来说豪放中带悲壮,浓情里夹无奈.
报国无门,归乡无路.
南宋的爱国古诗
“词，古诗流也，吟咏情性，莫工于词”（尹觉《坦庵词跋》）。“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张炎《词源》卷下）。词在一般宋人心目中，通常只是一种吟风弄月、抒写私生活环境中产生之感情的文体，因此从晚唐五代到北宋的词篇中，很少写到重大的社会题材与生活内容，基本未能反映出词人作为“精英阶层”（因为其中很多是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高层次文人）对于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到了南宋，由于前不久所发生的靖康国难和当时宋金对峙的严峻局势，词中才勃涌进了一股强劲的爱国忧政思潮，这就使得士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得以在原先被视为“小道”的词体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气歌》），在这些产生于国家多事之秋的词篇中，人们终于重又感知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高风亮节。
应该指出，宋代有相当一大批士大夫文人是深具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拿北宋来说，范仲淹就是其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以及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襟怀，充分显示了他心系天下、献身社会的崇高理念。此外，如幼年时代的苏轼即“奋厉有当世志”，努力想成为像东汉范滂那样一位清官贤吏。而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党争的领袖人物，虽然政见不同，但他们想要经邦济世、为社会干一番事业的初衷却又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综观北宋的士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富有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只消翻检他们的大量奏谏文章，就可强烈地感知其“社会良心”。而在他们所写的“小词”中，也偶会流露其关注时事、经世济时的心迹。例如范仲淹在镇守西夏边界时所写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就赫然出现了“燕然未勒”的惋叹；而在苏轼笔下，更出现了这样豪迈的词句：“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如梦令》）只是由于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所以北宋士大夫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主要在其诗文作品中反映出来，而词则基本远离了这方面的内容，故直到北宋末年仍被局囿于那种莺莺燕燕、倚花柳的狭隘圈子中，这不能不说是北宋词的一种缺陷和遗憾。
但是，上述词与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基本脱节的状况，却在南渡初年得到了迅速的纠正。靖康之变的鼓，不仅改变了宋朝的国运，也迫使士大夫们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于是，爱国和忧政的情志变成一股洪流，奔泻到了他们所写的各体文学作品中。在这种情势下，词也莫能例外，它的“言志”功能得到了前所未见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在那类抒写爱国忧政之情的词篇中，人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被社会责任感所激起的心跳和脉动。这种情况，首先可从岳飞谈起。当然，岳飞乃是一位抗金名将，人们自不能将他以“文人”视之，但是他所写下的爱国词篇，却颇能显示南渡初期词人们的共同心情和小词映现士人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普遍情况。这里，且举其最有名的《满江红》为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词中最显慷慨激昂的句子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而最能激励人心的句子，则又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前者，写出了爱国志士们共同的复仇心理；后者，又表明了他们肩负复国重任而感发的迫切自勉心情。对此，且作简略分析：
俗语有云：“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靖康之变的直接后果是金人竟把二位“君父”（徽、钦二帝）俘虏并押到了北方，对宋朝的臣子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耻大辱吗？据史书记载：金兵将徽、钦二帝及宫妃们押上马车时，宫妃们曾在车内大声叱骂前来送行的宋臣道：“尔辈等任朝廷大臣，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这些被骂的大臣们只好“回首缄默而已”（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八引《封氏编年》）。尽管岳飞等人对北宋的亡国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但作为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宋朝臣子，面对这场皇帝被掳的事变，心中当然会充满着蒙羞受耻的感觉，并进而反弹出报仇雪耻的强烈欲念。何况，金兵所到之处，屠我城池，戮我人民，使我大好河山变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记载：汴京在事变之前人口将近百万，而在金兵屠城之后，壮丁已不满千人，“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这越发激起了爱国之士对金国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因此，岳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是一种寓有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的热血沸腾之言，表现了当时所有爱国臣民共同的雪耻情结和复仇心理。而由此，更又激发了他以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复国的愿望，集中体现在词尾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语之中；而完成此宏图的具体行动则又要“从我做起”。因此他惟恐蹉跎光阴，尽力要把自己的分分秒秒都奉献给抗金复国的大业，这就感发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自勉自励之辞。所以这两句十一个字，可谓字字铿锵，掷地有声，既写出了自己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的心情，又可视为对先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一种主动承担，表现出了非常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前人曾评此词曰：“胆量、意见、文章，悉无今古。”（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语）又曰：“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也。‘莫等闲’二语，当为千古箴铭。”（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注》引清人陈廷焯语）人们所激赏于它们的，正是这种在晚唐五代以来的小词中久违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和壮士志向。
尽管岳飞并不以词名世，但他词中所表现的情志却很能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我们试看，南宋所涌现的大量爱国词篇，其中就都充溢着与岳词相仿的两种思想感情：一是强烈的复仇情绪，一是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两种思想感情又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复仇的情绪进一步激发了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心，又必然使其复仇情绪显得更加昂扬。二者互动，令这类爱国词中直接融入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人格力量，从而使它们成了全部唐宋词中“词品”最高的作品。因爱国词作众多，下文仅举三位词人的作品为例：
第一位是张元干。他曾任李纲的行营属官，北宋末年即积极参加抗金斗争。南渡后因不屑与秦桧同朝为官，遂退居福州，并在胡铨因上书请斩秦桧等三人头而被贬途经福州时为他写下了声振词坛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端的是位铁骨铮铮的血性汉子。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侵，江北地区全部失守，词人愤作《石州慢》词，其中充塞着复仇的情绪。如其下片曰：“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寒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面对着金兵猖獗，生灵涂炭的痛苦现实，词人发愿要挽天河之水去冲刷干净敌寇杀戮中原人民的血污，这是一种多么悲愤的复仇心理啊！而在他所写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中，又抒写了他虽老可仍不忘复国大任的壮志：“梦中原，挥老泪，遍南州。元龙湖海豪气，百尺卧高楼。短发霜粘两鬓，清夜倾盆一雨，喜听瓦鸣沟。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其时词人已入两鬓沾染霜华的老境，但他伤悼故国之念却未尝一日断绝，故而梦中时常飞回中原。而更加令人钦佩的则是，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像陆游所写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那样，依然深怀着抗金复国的宏愿——读着此词“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的结句，我们分明感受到老词人的澎湃心潮正像百川归海那样狂奔猛泻。
第二位是辛弃疾。辛弃疾本可以成为一位大有作为的名将（或名相），可是南宋的苟安政策却偏生硬将他扭变成了一位“词人”，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是即使如此，辛弃疾仍然不忘自己对于国家和民族应尽的责任。早在他刚刚回归南宋、于建康任参议官的微职时，就曾这样自许道：“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水调歌头》）也就是说，立志要成为像上古伊尹、周公那样的治国雄才。而在其中年时期，则虽然屡遭挫折和打击，然仍始终未泯其抗金复国、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他在赠陈亮的词中，发出过这样的壮语：“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尽管这种愿望一时无法实现，但那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却足以辉映千秋。到了晚年，词人虽已白发萧萧，心情也时而变得颓唐，可是却依旧企盼着能够请缨杀敌。在人们所熟知的登京口北固亭所作的两首词中，记录着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强烈心声：“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辛弃疾的身上，集中体现着像屈原、谢安、贾谊、马援、刘琨、祖逖这样一类爱国忧民或曾为国家建立过功业者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同时还带有着像廉颇、李广、孙权、诸葛亮这样一类武将或精英人物的强悍和豪俊之气。而所有这些，又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此即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辛弃疾赠陈亮词云：“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这既是转述陈亮的誓言，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南宋遗民谢枋得在辛弃疾殁后六十年祭祀他时，犹闻“有疾声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鸣其不平”（《祭辛稼轩先生墓记》）。这一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述，更使我们仿佛亲睹辛弃疾虽死犹在地下大呼“杀贼复国”的情景。所以，辛弃疾虽然最终未能成为一代中兴名将（或名相），但其《稼轩长短句》却已足以向人昭示了他一颗拳拳不忘祖国的赤诚之心。
第三位是陈亮。他是一位最为典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志士，一生未曾做官，却时时心怀复国建业的宏图大志。曾四向孝宗皇帝上书，纵论天下大势和恢复方略，耸动朝野，名噪一时。孝宗欲授以官，他大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表现出了远大的人生志向和强烈进取的事业心。另外还可提到的则是其词学观：据他的友人叶适记述，陈亮每一词成，即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书龙川集后》）也就是说，他是把写词当作陈述其经邦济世之怀的举动来看待的，因此其词中十分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那种以复国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大可与其政论奏章同读。如他在送章德茂使金的《水调歌头》中大声疾呼：“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意谓我泱泱中华，难道就没有一个半个耻于向金人称臣的人物？此言正同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所说：“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而其《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中所说的“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这也同于他在《中兴论》中所说的下列意思：“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贼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其半。”作者在其词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中原沦陷已久，若不趁早收复，则唯恐其子弟们会渐渐忘了自己是宋朝臣民的后裔，而这种看法，明显地是从其政论文中“移植”来的。所以，到了陈亮手中，词之“言志”功能简直已被开发到接近散文的境地，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词的艺术性，但从其思想性来看，则又上升到了前所少见的高度。在这些可以当作政论文来读的爱国词中，最使我们感到钦佩的，就是作者虽然身为一介书生，然却心系天下的高度责任感。
我们知道，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一直充满着抗战与投降、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这种政治局势也必然影响到士人的精神状态。缘此，便分化出了两种人生态度：一种是缩起头来只管个人，另一种是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前一类人的人生态度，我们不想多作介绍，只举一首词来说明：宋末文及翁在《贺新郎》中如此写道：“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国事如今谁依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持。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从这歌舞酣醉、隐逸逃世的生活行径中人们不难明白他们惟求个人快活的利己主义人生态度。而后一类人，则在国难当头之际，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或奋力抗敌，或奔走呼号，自觉地承担起复国（或救国）的重任，他们堪称社会的“脊梁”。更使人感到欣尉的是，这后一类爱国志士不仅在“事功”方面（例如其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给青史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载，而且还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给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而在这些思想遗产中，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是最为耀眼的一部分内容。讲到这里，不妨让我们以文天祥那首忠义凛然、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题潮阳张许公庙》词来总结全文。其词曰：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臣忠义缺，谁负刚肠。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此词绝非一般的咏史怀古词可比，其中凝聚着作者光映千秋的人格力量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精华。特别是“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二句，更用如椽大笔宣示了这样一种人生大义：每个人的人生转眼即逝，最要紧的便是要抓住这有限的时间，轰轰烈烈地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因此，像张巡、许远这样的仁人志士，虽然生命短促，却万古留名；而那些卖国投降的鼠辈小人，却只能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两相对照，怎不启人深思和催人取进？所以，“读此等词，不可以寻常词观之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而应当以“高山仰止”的态度把它们当作一本严肃的人生教科书来研读——词之发展至此，难道还能仅以“小道薄技”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