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不可能没有历史的起点或逻辑的起点；而任何社会历史现象一旦有了历史的起点或逻辑的起点，那么它就会在自我内力与诸外力的作用下发生流变与迁化；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我们当下普遍默认的观念、意义或形态，到未来某一天可能就有了新内容的注入，从而成为未来可能的样态。文学是社会历史现象之一，所以文学也理所当然有它的起点、流变与未来的可能性。
文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它并不一定遵循物质现象世界的线性发展观。这就是说，文学并不一定是进化的，只能说是流变的。
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部分，探讨文学的起源就必须首先探讨艺术的起源。而艺术的起源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历史上探索文艺起源的途径较多，十九世纪后，主要的途径大概有三个：考古学的途径，人类学的途径，心理学的途径。
考古学的途径是指以考古学上的实证来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一般来说，此途径主要是用史前艺术的遗迹来实证性地回答艺术起源于何时。但从总体上说，从考古学上去研究文学艺术的起源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发现的史前艺术遗迹的总体数量还不多，它们保证了实证性，却又缺乏足够的准确性；二是今天发现的史前考古材料所证明的艺术起源的可能时间，也许会被新的史前艺术遗迹的发现修改，从而不能在根本上终极性地回答艺术起源的问题。也就是说，考古学的方法对艺术起源问题的回答具有波动性。
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起源问题，主要是利用现存的原始部落这些“社会活化石”中的文化艺术样本来进行研究。这方面研究的重要理论著作主要有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英国艺术史家格罗塞1894年出版的《艺术的起源》，以及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1899年出版的《没有地址的信》。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残存在现代社会中的原始部落虽然被称为“社会的活化石”，但它们毕竟不是原始社会本身，以它们做标本可以间接推测出一些近似正确的结论或假说，但毕竟不是正面的直接回答。
心理学的方法主要是以如下假说为前提的：原始人的心理和儿童的心理近似。前提的假说性质决定了它的说服力是很有限的，在某些时候甚至是错误的。所以，用现代儿童的“艺术作品”去反推原始艺术从而推测艺术的起源，也和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一样具有回答的不彻底性。
所以，历史上的理论家、文学家尝试性地用了各种方法去回答文学艺术的起源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各种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个个的假说而不是定论。综合历史上对此问题的各种理论解答，通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五种：文学起源于模仿，文学起源于巫术，文学起源于游戏，文学起源于心理表现，文学起源于劳动。
文学流变的动力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一般情况是在内部与外部动力的综合作用下发生流变，但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并不是平衡地综合起作用，可能此一流变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部，而彼一流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部。
内部动力：主要指文学自身的原因，这种原因既可以是本国文学自身的原因，也可以是外国文学的原因。
文学流变的一般规律：大体上是与时俱变，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其中既有文学进化论的主张，也有文学退化论的主张。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流变也要产生不同力度的影响，这些也是我们关注文学流变必不可少的内容。
文学流变的特殊规律：主要是文学流变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的规律。这种不平衡分为纵向的不平衡和横向的不平衡。纵向的不平衡指的是社会发展到了高一级阶段，而其文学的成就可能并不如社会处于低级阶段的成就，这种不平衡又叫历史性的不平衡。横向的不平衡指的是在同一时空范围内的不平衡，又称共时性的不平衡。
在文学流变的长河中，有一些作品速朽并消失在流变的历史长河中，而另一些作品却成为人们公认的永恒的阅读对象而被称为“经典”。所以，“流变中的经典”，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流变论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学的未来就是现在若干潜在因素的未来实现，或现在的局部现象在未来的普遍化。它们既包含文学观念层面上的内涵在未来的可能性，也包含文学外延方面的若干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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