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春秋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墨子》。《老子》简篇短幅，《论语》也多为简短的语录，但都词约义丰，对后世说理散文有广泛的影响。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论语》中已有萌芽，但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论语》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论语》言近旨远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它和《论语》都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
2.战国中期，有《孟子》《庄子》。《孟子》散文也是语录体，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只是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
3.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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