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从晚唐五代出现并发展,到宋代达到顶峰.词的第一个繁荣期出现在北宋,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一流的大家和作品.从“伶工之词”、“小道”发展到全盛,这其中经历了一个繁杂曲折的过程,北宋词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宋初960年到宋真宗前期1008年.
这段时期局部战争不断,社会风气和文学风气处于酝酿之中,宋人关于词的认识和创作也处于一个准备阶段.虽然没有大家也没有名作,但格局清晰明显,时间较长,可以归为一个时期,称为沉寂期.
北宋前期词坛的沉寂从宋初960年到宋真宗前期1007年近五十年的时间是北宋词的前期.这一时期,在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之后,社会正处于一个休养生息并逐步走向经济复苏的阶段.但这时期的词坛却基本是沉寂的.
这时期从事词的创作的文人常见于各种宋词选本的也不过七八位,词作大约几十首,相对于浩繁的宋词来说,这段时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是宋词的一段真空,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又称之为沉寂期.不过,其时实际上已有几位跋涉者在默默的耕耘,为新词坛序幕的拉开而预奏着序曲.
这时期的“词人”有王禹偁,钱惟演、寇准、潘阆、林逋等几位.他们地位各异,遭遇不同,大多以文著称,并不是真正的词人,词仅仅是他们兴致偶来的随笔,数量甚少.潘阆词最多,其《逍遥游》存词也也不过十首.这时期晚唐五代词风盛行,温廷筠、韦庄的花间一派柔婉艳丽的风格霸占词坛,这些词人自然也受其影响.此时晚唐遗风仍然盛行,然而毕竟朝代不同,宋初的词人仍然对词进行了一些探索.
潘阆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位.他的十首歌咏杭州的《酒泉子》为宋初词坛带来了若干清新气息.如：《长忆观潮》,作者在短短四十九字的篇幅中,写出了观潮的盛大场面、钱塘江海潮的万千气象及弄潮儿的过人胆略和技艺,可谓以少胜多,惜墨如金.但宋初词坛本承南唐余绪,大体不脱男欢女爱、伤春悲秋,词在当时仍然主要是应歌的,并未真正进入士大夫的生活.潘阆一反词坛软媚婉约的词风,以观潮题材入词,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是对传统词疆的突破.全词追忆观潮旧事,在纷繁的观潮场面中突出潮水的气势和弄潮儿的超绝技艺,气势豪迈,雄浑奔放,完全没有了花间词的胭脂气,在充斥着浅斟低唱的宋初词坛,确是难能可贵的,也反映宋初词人为改变五代词风所作的努力.
第二个时期是从真宗后期1009年到宋仁宗1063年.
澶渊之盟换来长期的和平,真宗此时得病,不再忙于战事,文治却颇有成效,终于使北宋一代进入经济繁荣期.后继的仁宗重用人才,致力于兴民事业,社会继续发展,经济的繁荣稳定为词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词迅速发展起来,又可称为活跃期.
首先是出现了大量的词人,有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等大家为代表,又有范仲淹、王安石等成就特殊的词人；其次是词的数量大增,仅柳永就有近二百首词,晏殊有一百三十余首,晏几道更是多达二百六十余首,其余的词人也大多是十几首到几十首不等.因此无论词人的数量还是词作的数量都是北宋前期潘阆、林逋等人所无法比拟的.同时,词的思想内容有所开拓,词风有所转变,各个方面都开始了尝试.
柳永是北宋的第一个专业词人.柳永,字景庄,初名三变,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县令、盐场大使、屯田郎一类的官,整日出入青楼,饮酒作乐,最后潦倒而死.作为一个落魄的文人,柳永显然没有苏轼那种豪放豁达的胸怀,所以他的词也显得有点“落魄”.柳永的词虽然在题材内容上并无大的突破,但他对词的贡献却是巨大的.
首先,柳永率先大量创作慢词,增加了许多新调,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词坛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齐头并进,这是柳永对词的最大的贡献.
其次,柳永是继南唐李煜之后进一步把词的抒情趋向朝着自我的内心世界回归,不再做旁观者的描述,而是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情真意切.这是柳永的另一个重大贡献.
此外,柳永注重追求通俗化、市民化的审美效应,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和消费特点,也是柳永对词的贡献.
晏殊和欧阳修是北宋词坛的大家.晏殊生于991年,欧阳修生于1007年,虽然二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一个是太平宰相,一个是朝中重臣,经历相似且有师生关系,所以他们的词作风格有着极大的相似,词史上合称“晏欧”他们都继承了晚唐五代柔婉的词风,但摒除了那种猥俗和过浓的脂腻.
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富有创新性的词人.范仲淹的词境界阔大,将词的艺术视野延伸到塞外边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的世界,开豪放之先河,成为豪放词的真正源头,对后来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王安石词风与范仲淹类似,词虽然不多,但意境开阔,感慨深沉,音调高昂,打破了五代以来的绮糜之风,具有独特的风格.
总体来说,北宋中期的词坛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诸多词人的努力及所取得成就对后期词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是柳永大量创作慢词,使词的篇幅加长有利于感情的抒发,对后期豪放词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是范仲淹的边塞豪情和王安石的宏大气势融入词中,打破了婉约词的网笼,最先扯起豪放词风的大旗；第三是单纯个人抒情词作的出现,把词从单纯的描写引向了个人抒情,题材更加广泛,境界更加升华,为豪放词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第三个时期从英宗1064年至靖康之变之前的六十余年.
这一时期边境战乱又起,社会弊病十分突出,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然而内忧大于外患,词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之后反而激起了创作欲望,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等大家辈出,佳作纷呈,北宋词进入了繁荣期.
北宋后期词坛的繁荣从1068年开始,北宋历史进入后期,大宋王朝表面的繁荣已经是日薄西山,然而宋词却迅速繁荣起来,达到了词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一流的大家及其一流的作品.
这时期的词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宋朝的灭亡,内忧大于外患,他们更多的体验到的是命运的坎坷、人身的失意和仕途的不幸,他们大都是在文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此这个时期的词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和人生失意的苦闷.此时期词人大致可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等为代表的苏门词人群以及与苏门交往亲密的晏几道、贺铸等.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的大晟词人群,晁冲之、曹组、万俟咏等属之.
苏轼独树一帜开宗立派,师法其词的有晁冲之、黄庭坚等人；秦观俊逸精妙,自成一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周邦彦被认为是宋词的集大成者,对此的形式格律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贺铸、晏几道也各有自己的特色.这种大家崛起和流派纷呈的局势确切的表明宋词已经进入繁荣期.
苏轼是北宋创造力最强、影响力最深远的词人,他以文坛领袖特有的胸襟和悍然不顾一切的气魄对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拓和变革.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北宋中期词坛的婉约缠绵之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苏轼是一个一贯不合时宜的人物,性格豪放,敢于直言极谏,先是和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发生矛盾,后又和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意见不和.坎坷的人生遭遇和沉重的仕途打击使他有着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体验,词便成了他表达这种感情的工具.特别是乌台诗案后,苏轼唯恐连累别人,不敢与人交往,不敢随意为文作诗,但唯有词还可以自由吟唱.
苏轼作词,颇有李白作诗之风,注重抒情,任凭感情的恣意爆发而不注重格式及炼字用句,当然,这与柳永慢词对词的格式的开拓创新是分不开的.同时北宋中期纯粹个人抒情词的出现及范仲淹豪放词风的影响再加上个人极高的天赋,使苏轼最终完成了宋词词风的根本转变,这是他对词的最大的贡献.
总体上说,苏轼对词风的变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既向创作主题内在的情感世界开拓：将只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变为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只表现爱情之词变为表现性情之词；又朝外在的生活世界、时空场景拓展：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官场应酬、闲居读书、躬耕、射猎、游览、洗澡等日常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表现了大自然的壮丽图景.其《江城子•密州出猎》、《浣溪沙•麻叶层层》、《临江仙•夜饮东坡》等大量词作都表现了苏轼词表现功能的开拓.另一个是苏轼拓展了词的艺术境界.正是由于扩展了词的表现功能,从而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扩展了词的时空境界,提高了词的艺术地位,把词堂堂正正的引入了文学艺术的殿堂.也正是在苏轼之后,诗尊词卑的观念逐渐得到扭转、改变,词体的文学地位逐步得到认同,词由音乐的附属品、文人游戏的“小道”、“末技”渐渐的变成了一种具有独立性的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体裁.
黄庭坚、晁补之同属“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词受苏轼影响很大.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其文学成就主要在于诗,其词也有一定的名声.他的词一部分比较婉美,几同秦观,但另有一部分却有出格之嫌,具有豪放之气.黄庭坚在不少人批评苏诗词的情况下,继承了苏轼的词风,为苏词的进一步扩大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又对南宋的豪放词起了一定的启迪作用.与黄庭坚同时的晁补之是苏轼词风的又一继承者.晁氏为人,才气飘逸,又曾在宦海沉浮,多次被贬,加上他接受了苏轼的影响,词风很近苏轼.特别是他的“隐居“词,如《摸鱼儿•买陂塘》等,在上继东坡,下启稼轩方面有着某种桥梁作用.
同为苏门弟子,秦观在词上的成就却远远超过同门甚至欲胜其师,后人更把他尊为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秦观词数量不如柳苏,内容上也无大的突破,但他却把前代婉约词的短、长两派各自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情韵兼胜”的词风,这是他对词的最大的贡献.慢词容量大,长于铺叙,但结构单一疏散,过于直露；小令语言含蓄,结构缜密,意境深婉,但体制短小,韵味有余而容量不足.秦观则以小令词的长处弥补慢词创作的不足,从而达到了“情韵兼胜”的艺术效果,即感情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此外,秦观遭遇坎坷,又杂有个人的贫困和爱情的悲剧,政治上更是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此秦观词中的“情”不仅有愁情、艳情,还有他的身世之情、贬谪之情、失意愤恨不平之情——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使类型化的情感中带有个性化的色彩,改变了传统艳情词的基质.这正是秦观词在感情内容方面胜过前代婉约词的显著特点,盛传一时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就是这种特点的最好体现.
贺铸与晏几道均属苏门之外,二人的词内容风格上差别很大,但俱同苏门人来往密切,在词作上都力求自成一家且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贺铸是一位性格颇为奇特的人物,词如其人,也显得相当的不同凡俗.贺铸是一位兼具豪放与婉约之风的词人.他性格豪放,为人近侠,又受苏门词影响,词风颇近苏轼.其代表作《六州歌头•少年侠气》“是宋词中的第一首真正称得上是抨击投降派、歌颂杀敌将士的爱国词篇”同时,贺铸的词又“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比如其悼亡词《鹧鸪天》,从中流出的丰异的至情令人为之心动.晏几道是晏殊之子,虽为宰相后代,却因家道中落,仕宦连蹇,成为时代生活的落伍者、孤独者.在苏门词人高唱“大江东去”的时候,他却沉溺于自己用词构筑的狭小的世界里,步武于“花间”,流连于女性王国.他的恋情世界是一个纯真执著近乎圣洁的审美的情感世界,其用情的至真至痴是其他词人所不能相比的.但除此之外,他的词在内容上并没有开拓,艺术技巧上精雕细琢突破不大,没有明显的特色.
周邦彦是宋词的“集大成”者,由此可看出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尤其他对宋词特别是婉约词艺术技巧方面的规定与完善对词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周邦彦一共作词一百三十二首,多作于后期,其总体的风格就是典雅精工.他的词内容和体裁并无大的开拓,但其典雅精工的美学风范却把宋词推向了审美的顶峰.周邦彦对于词艺的规范化主要在于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和音律三个方面.变直叙为曲叙,将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章法严密结构多变；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犹如己出；在音律方面更是建立了严格的规范.“大晟词派”的诸多词人大都重形式、重音律,精心炼字而忽视了题材的开拓.
北宋后期词坛,婉约与豪放两种词风并行发展,各有自己的特点和成就.这时期,苏轼和周邦彦应该是其中贡献最大的两位.苏轼在内容题材方面进行改革,使词真正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周邦彦则在艺术技巧方面进行努力,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一套固定格式
求北宋初期或者五代十国的诗词
虞美人
唐－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宋词当中，北宋的词与南宋的词之间的区别何在？
南宋姜吴典雅词派相关词学论题之探讨
第五章，论述词学史上的南北宋之辨。归纳各家意见，「南宋」与「北宋」词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一重自然的感发，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浑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长。所谓「绵密工丽有余，而高情远致微减」，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词的长处和缺点。最后总结全文，以为本文在设计上，由词笔势态、词情体貌到风格类型，兼顾了形式与内容、个别家派与时代风格等层面，正扣紧了「南宋」、「姜吴」、「典雅」等概念，不但厘清了各种相关论说的理论层次，也具体反映出南宋姜吴典雅派词的风格特质及其时代意义。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词坛上崛起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都以南宋词人为创作之圭臬，南宋词受到空前的尊崇。朱彝尊《词综发凡》第三条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突出。”宗尚南宋词，以姜夔、张炎词风为正，是朱彝尊的一贯审美追求，也是浙西词派的创作圭臬。朱彝尊在《水村琴趣序》中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鱼计庄词序》又说：“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持论似乎南北兼顾。然而，在创作过程中，朱彝尊偏好南宋词的趣味就明显地流露出来，他自言：“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词综发凡》所揭示的编纂宗旨，明确体现出朱彝尊偏尚南宋词的爱好。朱彝尊推尊南宋词，除了时代、身世、审美趣好等复杂因素以外，还有其明确的理论目的，这就是要倡导南宋词的“辞微旨远”，以推尊词体，达到救明词之弊的目的。吴衡照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乎北宋也。苏（轼）之大、张（先）之秀、柳（永）之艳、秦（观）之韵、周（邦彦）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莲子居词话》卷四）
北宋词多娱宾遣兴之作，自然感发，托意确实不高。这本是由词的文体特征所限定，未可论优劣。南宋词适逢时代风云际会，词人极尽安排之能事，其词旨若隐若现，别有寄托。好之者便可将其上接《风》、《骚》，归之诗教，通过“香草美人”的喻托传统，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朱彝尊《红盐词序》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彝尊特别赏识姜夔和张炎的词作。宋翔凤《乐府余论》剖析说：“词家有姜白石，犹诗家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而辞益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指出白石词的特点是“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张炎词的特色也在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提要》说：“炎生于淳佑戊申，当宋邦沦复，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易代之际的词人有许多身世家国感受，都属难言之隐，只能托物寓意，借水怨山。姜夔、张炎寄托幽隐的表现方法，非常投合朱彝尊等浙西词派的脾胃。清人郭麐对此解释并告戒说：“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然必得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灵氛馆词话》卷二）
仅仅着眼于南宋词的思想内容，时代所赋予南宋词的，当然要远远超过北宋词。《莲子居词话·序》称：“王少寇述庵先生尝言：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这也是清代众多词人推尊南宋词的重要原因。清代中叶，词坛创作甚至是“家白石而户梅溪”（《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南宋词人之影响几乎一统天下。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推尊南宋词，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理论立场。离开这种理论上的有意识倡导，立足于感性的体悟，即使派中代表人物，仍然抑制不住自己对北宋词的特殊喜爱。如周济是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通过上文引述的周济话语，可以看出周济在强调南宋词的比兴寄托之同时，却表现出对北宋词的更多爱好，甚至有隐隐贬低南宋词的倾向。陈廷焯作《白雨斋词话·自序》称：“伊古词章，不外比兴。”因此对南宋词人推崇备至，声称：“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白雨斋词话》卷一）然代表他早年词学观点的《词坛丛话》，则明显流露出偏颇北宋词的倾向，说：“词至于宋，声色大开，八音俱备，论词者以北宋为最。竹垞独推南宋，洵独得之境，后人往往宗其说。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且要言不烦，以少胜多，南宋诸家，或未之闻焉。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而后，况周颐以“重、拙、大”论词，夏敬观据此评价南北宋词，说：“北宋词较南宋为多朴拙之气，南宋词能朴拙者方为名家。概论南宋，则纤巧者多於北宋。况氏言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稍欠分别。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其意以大字则在以下所说各条间。余谓重拙大三字相连系，不重则无拙大之可言，不拙则无重大之可言，不大则无重拙之可言，析言为三名辞，实则一贯之道也。王半塘谓‘国初诸老拙处，亦不可及’。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二家之词，微论其词之多涉轻巧小，即其所赋之题，已多喜为小巧者。盖其时视词为小道，不惜以轻巧小见长。初为词者，断不可学，切毋为半塘一语所误。余以为初学为词者，不可先看清词，欲以词名家者，不可先读南宋词。”（《蕙风词话诠评》）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以“境界说”论词，《人间词话》开卷明宗：“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基于这样的立场，王国维一反清代浙西与常州两派观点，抑南宋而扬北宋。他指责朱彝尊推尊南宋，以及“后此词人，群奉其说”。“境界”之表现，王国维认为有“隔与不隔”之区分。南宋词人的经意安排，便比北宋词人的“自然感发”隔了一层。《人间词话》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而且，“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南北宋词的优劣高下自此判然有别。王国维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观察南北宋词，指出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盛衰变化，“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人间词话删稿》）甚至，进一步认为南宋“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同前）
三、南北宋词平议
后人读词、论词，总体上来看是推尊北宋者居多。大约是北宋词的“自然感发”更能打动后代阅读者，引起直接的情感共鸣。南宋词的刻意安排，需要沉吟其中，精心品味，反复咀嚼，才能有所心得、有所感悟。尤其是乐谱失传之后的大量歌词作者，更能从南宋词中体会出句法、章法之妙。吴文英的词，甚至连一部分文化修养极高的专业词人也难以回味其妙处之所在，更不用说广大的普通读者。前面引述《人间词话》“隔”与“不隔”的讨论，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阅读中的限制，使人们更加喜爱发展阶段的北宋词，而冷落鼎盛阶段的南宋词。
北宋词的率情，使之容易走向艳情，更多“性”之描写，失之肤浅；南宋词的推敲，使之容易走向雕琢，人工痕迹过浓，因而显示其俗态。但是，北宋词的肤浅是创作环境所必然导致的，带有文体本身的必然性。读者阅读“艳词”，就有这种“猎艳”的心理期待。所以，北宋词写艳情之肤浅，并不招引读者的反感。《人间词话删稿》从这个角度评价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这应该也是人们对两宋词有所取舍的一个原因。
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清人对此亦颇多公允之见。《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转述王时翔词论说：“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艺概》卷四《词曲概》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两宋词在抒情手段、风格表现、意境构造等诸多方面，自具特色。读者可以有喜好之选择，论者却不可不一视同仁。
清代陈廷焯对两宋词各有推崇与批评，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他是主张两宋词并重的。《白雨斋词话》卷三针对当时尊奉南宋的词坛风气说：“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废。南宋白石、梅溪、梦窗、碧山、玉田辈，固是高绝，北宋如东坡、少游、方回、美成诸公，亦岂易及耶。况周、秦两家，实为南宋导其先路。数典忘祖，其谓之何。”卷八又说：“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词坛丛话》直接用比喻说明问题：“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不可偏废。世人亦何必妄为轩轾。”
具体而言，北宋词处于歌词的兴起、发展、逐渐走向全盛的时代，在歌词之题材、体式、风格等多重角度做了诸多的尝试与开拓，为后代歌词之创作开启了无数法门。后起作者，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沿着北宋词开拓的某一途径，继续深入下去，如辛弃疾之于苏轼、姜夔之于周邦彦等等。南宋词则承继其后，最终将歌词引导向全面鼎盛的阶段。南宋词人，于题材方面，艳情与社会政治并重；于体式方面，令、慢并举，引、近穿插其间；于风格方面，优美与崇高并存，且渐渐发展出清醇和雅的新风貌。尤其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南宋词千变万化，穷极工巧。“词至南宋，奥窔尽辟，亦其气运使然。”（《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所谓“气运”，就是词史发展的必然。《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凌廷堪论词观点说：词“具于北宋，盛于南宋”，最是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四、北宋词的贡献与词史地位
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它前承唐、五代词的传统，后开南宋词风，甚至对宋以后词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总结北宋词概貌与渊源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然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秦观为苏门四子之一，而其为词，则不与晁、黄同赓苏调，妍雅婉约，卓然正宗。贺铸洗炼之工，运化之妙，实周、吴所自出。小令一道，又为百余年结响。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自有三变，格调始成。之四人者，皆为周所取则，学者所应致力也。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几道莫属。由是以上稽李煜、冯延巳，而至於韦庄、温庭筠，薪尽火传，渊源易溯。”陈氏的归纳，以标举重要作家为支撑点，将整个北宋词联系起来评论。然所论表现出显著的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不免有过度揄扬周邦彦之处。本书通过北宋词的全面讨论，可以看出北宋词在词史上的如下贡献，其词史地位也因此奠定：
第一，在词体形式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北宋早期词人多数致力于小令的创作，小令的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创作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水平。同时，慢词形式也正逐渐引起柳永、张先等文人的注意，声势浩大地登上词坛，并迅速为词人们所熟练掌握。北宋中期，慢词已经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成为词人抒情达意的主要方式。到了大晟词人手中，令、引、近、慢诸体具备，声韵格律变化繁多而又规范整饰。这一切都为南宋词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没有这样的准备，南宋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二，婉约词的纵深发展与豪放词风的创立是北宋词坛的重要建树之一。北宋词继承“花间”、南唐的传统，使婉约词的创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繁荣景象，从秦观到周邦彦，婉约词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它始终左右着北宋词坛的创作，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倾向。与此同时，苏轼又以他博大的襟怀、雄放的词笔，把词引向抒写个人豪情与面向社会现实的广阔道路，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鲜血液。北宋中后期的词人不同程度地、悄悄地接受着苏轼新词风的影响，词坛风气正在缓慢地改变。宋室南渡以后，爱国豪放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由此而形成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建立是从北宋开始的。
第三，歌词“雅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树立了典雅精美的审美风范。宋初词人晏殊、欧阳修等承继南唐词风，其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使歌词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苏轼则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大晟词人在前辈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歌词字面、句法、布局、修辞、音韵等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细琢、“深加锻炼”之上；他们广泛地吸取了前辈婉约词人的种种长处，促使宋词朝着精致工整的醇雅方向发展；他们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从唐代到北宋末众多词人的“雅化”努力，已经为南宋风雅词创作之风起云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柳永以市井生活与俚俗语言入词，有意识地将词拉回到民间通俗浅易的创作道路上来，从而开创了俗词流派。柳永以后的词人，虽然都自觉地抵制、批判柳永的“词语尘下”，但是在创作中却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出现出雅俗并举的风貌。至徽宗年间，由于宫廷的倡导与社会风气的改变，更使俗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形成庞大的创作流派。南宋词人时而以戏谑俗词批判现实政治，就是承继了北宋末年俗词的优良传统。
第五，百花齐放的词坛与批评空气的形成。尽管北宋时期出现过“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也出现因填词而仕途上备受打击之事。但就整体看来，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甚高，待遇也优于历代，文学创作空气比较自由。所以，北宋词也是在比较自由的空气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才能出现多种流派与多种风格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文艺批评也比较活跃。这种批评不仅表现为不同流派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师生之间。如苏轼批评过秦观，而苏轼的门生晁补之、张耒却褒秦而对苏则有所贬抑，陈师道甚至说苏词“要非本色”，而苏轼却不以为是忤己。这种文学创作讨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批评是很有利于词创作发展的。正是在这种自由批评的空气中才出现了李清照的《词论》，敢于对成名的男性词人一一加以批评。南宋词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风格流派的众多以及词论的大量涌现，都与北宋这种健康的、活跃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词史的结束，就是南宋词史的开端，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不可断然分裂之处，如对“南渡词人”创作的讨论等。与南宋词史关联更大的诸多问题，将放到南宋词史中去讨论，本书即以此“结束语”以为南宋词史的导读。
参考资料：http://ccms.ntu.edu.tw/~chinlit/ch/html/MA3flec015at.htm
唐朝五代到北宋词之流变
唐五代北宋是词的萌芽与成长的兴起时期。从大量的民间创作，到文人的模仿学习“依曲拍为句”，一直到成为文坛的一种主要抒情诗创作形式，词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文雅化、精致化的成熟过程。以下分阶段叙述。
1、敦煌曲子词：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它最初广泛流传于民间。可以肯定，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词一定是很多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词绝大多数都已亡佚了。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藏经洞）里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为研究词曲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现存的敦煌曲子词，不仅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同时在艺术上也保留了民间作品那种质朴与清新的特点，风格也较为多样。正是这种流传在下层人民中间的民间词哺育了文人，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和发展。同时，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里，还保存下一些在现存唐代文人词中很少见的长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曲子词中写得最好、最多的依然是言男女情爱的作品。配合公私宴饮等娱乐场所中流行之燕乐歌唱的曲子词，必然会受到创作环境、氛围的影响，表现出一个大概的创作倾向，即多言男女艳情以侑酒助乐。
作为词的初期形态，敦煌曲子词也明显不同于后来成型的歌词。它的初期形态的特征，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归纳为六点：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调名本意者多、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许多作品还过于俚俗粗糙，往往令人不堪卒读。曲子词这颗明珠，还掩埋在沙土之中，需要文人去挖掘、揩拭、磨光。
2、中唐文人词
词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它活泼的形式，鲜明的节奏以及丰富多彩的音乐性，不仅为广大下层人民所喜爱，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广大文人的重视。文人倚声填词可能很早。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有人认为是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箫声咽”）。宋代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认为这两首词是“百代词曲之祖”。但多数人认为这两首词是伪作，迄今尚无定论。下这样一个结论：初、盛唐时期，民间与文人都已经开始了“曲子词”的创作，这是可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的。
这一时期文人词的创作，都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所以，依然保持着民歌风韵天然、明白如话的特征。从初、盛唐到中唐，相对而言，“曲子词”的创作局面仍然比较沉寂。中唐以来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依曲拍为句”，响应者寥寥无几。一方面，这时候唐诗的创作正走向鼎盛，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另一方面，从初、盛唐以来盛行的文人士大夫积极用世之意志，与“曲子词”婉娈低靡的格调还不太协调，一种适宜“曲子词”生长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出现。
3、晚唐五代文人词
晚唐五代是我国词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歌词创作的高潮。林大椿编辑的《唐五代词》，收词1147首；张璋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500余首；曾昭岷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641首（正编1963首、副编678首），其中正编部分五代词就有689首之多。可以说明唐末五代以来歌词创作的兴盛。
五代十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乱哄哄的历史闹剧中，各个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都目光短浅，无(政)(治)远见，在狠斗勇战之余，只图声色感官享受，沉湎于歌舞酒色。
五代十国时期世风的华靡浮艳继续为词的发展提供最为有利的环境。这个阶段，由于地理上分割的原因，逐渐形成两个词人创作群体：西蜀花间词人和南唐词人。由于西蜀、南唐在当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生活甚至还呈现出一时的繁荣，这就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蜀地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与中原广大地区相比较，局势相对稳定，较少战争祸乱，一大批文人避难西蜀，形成创作群。《花间集》是文学史上最早的词的总集之一，它是后蜀赵崇祚编成的，成书于广政三年（公元940），共收18家词人的500首词。
4、北宋文人士大夫词
两宋是词的全盛期。词之所以独盛于宋，除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以外，主要是和当时政治稳定，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公元九六○年，赵匡胤代周而崛起，建立了赵宋王朝，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战乱与分裂局面，进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国家统一与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都市繁荣，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在不断壮大。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它自然成为“新声”（即“曲子词”）创作的总汇之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全面记述了当时汴京的繁荣景象，并说：“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史·乐志》中也说：“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上面这些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宋代“新声”的发展和繁荣过程。
当然，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是有个过程的。它的发展、繁荣和宋代的政治、历史、时代风尚、思想感情以及美学情趣的变化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就北宋词发展过程来看，依据创作模式的转移与词风的嬗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创作时期。即：晏欧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柳永词风崛起的慢词兴起期；苏轼词风崭露头角的豪放词创制期；清真词风风靡一时的词律规范期。经过这四个阶段词体、词风、词品的演进，歌词的诸多令慢近引长短形式、婉转或奔放的创作风格、美人江山等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已经大致具备。这就为南宋词的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就一个时期的主要创作特点（不管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而言的，其中有许多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并不是短短几个字可以完全概括得了的。此外，还有别具一格的李清照创作，不是那一种创作倾向可以简单归纳得了。
简述初唐诗歌，晚唐五代诗词，北宋初到中的诗词发展史。脉络清晰。
唐代诗歌 唐代是我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各体诗歌全面成熟。三百年间，诗才辈出，作品繁多，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诗坛上万紫千红，百花争艳。
（一）初唐时期——准备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
（二）盛唐时期——顶峰期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诗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广阔，流派众多，出现“边塞诗派”与“田园诗派”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即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诗雄视千古，为一代之冠，在他们的笔下，无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古风歌行皆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洒》；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
（三）中唐与晚唐时期——发展与成熟期 在中晚唐时期，诗人各有成就。但成绩最卓著的要数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并亲自参加领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中晚唐诗人较著名的还有：韦应物、刘长卿、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杜牧等。
宋代诗词
词起源于唐代。宋词是我国诗史上又一高峰。北宁著名的词家有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等。
苏轼（号东坡），北宋最有名的文学家，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好。苏词题材广泛，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风格亦多样，但其主体风格是豪放的。他不仅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而且也用来表现爱国激情和反映农村生活，代表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怀子由》、《念奴娇·赤壁情古》，表现诗人对理想之执着与追求，对祖国美丽河山的赞颂和热爱以及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向往，感情奔放，联想丰富，笔力豪迈，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成为豪放派词家的典范作品。
南宋著名词人是张孝祥、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姜夔……。
宋代著名诗人是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文天祥，其中以陆游和苏东坡的成就最高。
陆游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一生写了9300多首诗，他的不少诗篇洋溢爱国主义豪情，激越悲壮，雄浑豪放，在宋代诗坛上独树一帜。代表作如《关山月》、《金错刀行》、《书愤》、《示儿》等，充分表达了他对南宋王朝忍辱苟安的愤恨和祖国命运的关怀。他的诗不论在当时或对后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宋诗的特点？
宋诗是在唐诗高度成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他有别于唐诗.有自已鲜明特色.
宋诗的形式与唐诗在大多数上相同.但宋诗散文化倾向在结构和造句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表现.民间语言的大量运用也是他的独特风格.但也由于过于散文化.有些诗忽视形象思维和民歌情调的运用.降低了一些他的艺术魅力.但宋诗吟风弄月.赏玩生活细事为以后现代诗无病呻吟起道了很重要的作用.宋诗同时推动了现代散文的发展.宋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由于社会现实的作用.发展了爱国主义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