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名管理条例》要求多音字地名的读音应统一。我们通过对音、形、义及对当地方言的考察，联系古音，认为地名用字“椹”同“葚”，普通话读音应为shèn，不取zhēn及zhàn音。同时结合当地考古发现、自然地理及水上交通条件，我们推断雷州半岛古“椹县”及“椹川”的命名应与当地曾经种桑养蚕有关；从地名留存文化信息的角度观照，该地名为南海丝绸之路航线的开辟增添了文字依据。
［关键词］地名管理条例；椹 葚；椹县；椹川；南海丝绸之路
引 言
地名作为一种文化印迹，更易留存古老信息。有的地名反映当地地貌特征或物产，有的反映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的反映当地的人类活动，有的反映民族接触的影响。“椹”字作为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记录了两个——椹涧、椹川。“椹涧”中的“椹”即“葚”，指桑葚。而“椹川”现只是广东湛江市区的一条主干道“椹川大道”一名的组成成分，也是今湛江所辖遂溪县湛川村的旧名，但“椹”的读音，不仅老百姓读得五花八门，连公交车报站与公交车站牌和道路名称的拼音书写也都不一致：有时读同“葚”，有时读为“湛”，还有人因“椹”是多音字，将其读为zhēn的。
我国《地名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三章《标准地名》第27条规定：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一字多音应当确定一个用字读音统一的地名。
《广东省志·地名志》对地名读音也提出了要求：“地名的标准读音根据地名标准化要求一般以汉语普通话发音为准，用罗马字母书写。每一个地名都应有一个标准读音。”
地名“椹川”之“椹”长期处于几读的状态，亟需统读。而统读的关键，是要了解“椹”字的含义及“椹”与“葚”及“湛”在音、形、义上的关联，并联系该字的上古音及中古音，结合该字的当地方言读音，进而推断“椹川”之“椹”的读音。为此，我们还在辞书及诗文中寻求到大量例证，作为“椹”应读如“葚”、义同“葚”的依据。
此外，我们试图找到古地名“椹县、椹川”的命名依据，对“椹”读如“葚”音进行佐证。我们对当地考古发现、自然地理及水上交通条件进行了分析，推断古“椹县”的命名可能与其曾是南海丝绸之路沿线的桑蚕之地有关。因年代久远，有关“椹县、椹川”的文献极其缺乏，于是，方言、文字上的“留痕”，成为我们释义、正音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为南海丝绸之路的开辟增添了考古之外的新依据。
一、地名用字“椹”的前世今生
“椹”用在“椹县、椹川、椹川巡检司”几个地名中，与今天的“湛川”亦有关联。
（一）“椹县”“椹川”“椹川巡检司”与“湛川”
“椹县、椹川”之名最早见于《隋书·地理志下》“合浦郡”条：合浦郡，旧置越州。大业初改为禄州，寻改为合州。统县十一，合浦，南昌，北流，封山，定川，龙苏，海康，抱成，隋康，扇沙（旧有椹县，开皇十八年改为椹川，大业初废入），铁杷（开皇十年置）。”
《遂溪县志》“点校说明”沿用了《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并提出“椹县、椹川县、扇沙县”之沿革及其关系，即：先有椹县，后至椹川县，再到扇沙县，又由扇沙县复改椹川县，天宝二年铁杷县改为遂溪县时省入遂溪县。
《遂溪县志》卷二“疆域”篇“疆域志”载：“遂溪县汉初乃徐闻地，陈为扇沙、椹川县。”未提及“椹县”的设置。
《遂溪县志》卷三“衙署”载有“湛川巡检司署”：“元至元间设，在26都椹川村，即湛川县地。”“椹川”即“湛川”。
《遂溪县志》卷四“乡都”之“社村”篇载有“椹川村”。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湛江市”条：“‘旧有椹县，开皇18年改为椹川。’‘椹县：古县名。南朝梁置，治今广东省遂溪县西椹川。属合浦郡。’‘元至元31年1294年置椹川巡检司’”。《广东省志·地名志》记录“椹县”一名出现在南朝时期——“越州下属合浦郡，下设椹县、扇沙县。”隋唐时期“雷州下设海康、遂溪、徐闻、椹川4县”。在“政区、聚落名”章节提及“市境内南朝置椹县，隋改椹川县。湛江名源于椹川”。在“遂溪县”条目下说“湛川”一名由“椹川”易名而来。
《湛江市地名志》记录“湛江市”一名的由来时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度被称为“广州湾”的今湛江市，因为其属地曾设过椹县（后改为“椹川”及设立“椹川巡检司”），最初改“广州湾”为椹川市，后来“以椹作湛，川作江，故名湛江”。
由上可见“椹县、椹川、椹川巡检司、湛川”之间的关联：先有“椹县”，后来改为“椹川（巡检司）”，“湛川”由“椹川”易名而来，三者实为同一个地方。至于最初南朝为何取“椹”为名，所见文献中均未有记载。
（二）“椹”之今、古音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释椹：1.同“葚”。现在通常写作“葚”。2.古同“砧”。
《现代汉语词典》对“椹”字的注音是：1.zhēn2.shèn。读zhēn时同“砧”，“砧板”义；读shèn时同“葚”，指桑葚。
“葚”之上古音与中古音均为船母深摄侵韵开口三等上声字，食荏切；“椹”之上古音与中古音均为知母深摄侵韵开口三等平声韵，知林切。知林切的“椹”实际上是“砧”。
我们对当地居民进行过调查，排除了地名用字“椹”读zhēn音的可能。当地人读“椹”同“葚”音，即［ʃɐm22］，是个阳去调，符合“葚”的中古音韵；而读zhēn的“砧”字，是一个古阴平字，今天的方言也读阴平调，与“椹葚”不同调类，语义也不同。所以，比对了古音、方音和普通话的读音，当地人口中的［ʃɐm22］不可能是“砧”字，只可能是“葚（椹）”，因此上述字典、词典中的“砧”音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三）书证“椹、葚”之音、义、形
1. 辞书例证
（1） 葚
《说文》桑实也。从草，甚声。常衽切。
《集韵》时鸩切，音甚。
《玉篇》桑实也。
（2） 椹
《集韵》食荏切，音葚。
《文字指归》俗用为桑椹字。
《同文备考》此当为桑椹字。
《说文》未收录此字。
从《辞海》的辑录可看出“葚、椹”字形相通，常可换用，如：
《小尔雅·广物》陆德明释文：葚，本又作椹，桑实也。
《现代汉语词典》也认为“椹”读shèn时同“葚”，指桑葚。
2. 诗文例证
“椹”音义同“葚”，字形上也常可通用，这在许多诗文中也能得到验证：先秦两汉的典籍中“葚、椹”都见用，如：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诗经·卫风·氓》）
君仲取桑椹，赤黑异器。（〔东汉〕刘珍等：《东观汉记·传十·蔡顺》）
征和三年，月氏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西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聚窟洲》）
多生林木，叶如桑。又有椹，树长者二千丈，大二千余围。（〔西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带洲》）
繁实离离，含甘吐液。翠木三变，或玄或白。（〔晋〕傅玄：《桑椹赋》）
夏椹大熟，孝暐劝民多收之。郡内无牛，教其人种。（〔北齐〕魏收：《魏书·崔孝暐传》）
穷桑者，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晋〕王嘉：《拾遗记·少昊》）
九月，桑复生椹，人得以生。（〔南朝〕范晔：《后汉书·纪·孝献纪》）
椹梅流芬於回峦，椑柿被实於长浦。（〔南朝〕谢灵运：《山居赋》）
桑椹甘香，鸱鸮革响。（〔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秦始皇闻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葚。（〔南朝〕梁元帝：《金楼子·志怪》）
降贵深知己，宁思食椹恩。（〔南朝〕梁元帝：《去丹阳尹荆州诗之二》）大都种椹长迟，不如压枝之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桑柘》）
唐宋时期用“椹”似乎更多，元明清时期仍在使用“椹”字，音义同“葚”，如：
兔隐豆苗肥，鸟鸣桑椹熟。（〔唐〕白居易：《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唐〕李白：《白田马上闻莺》）
累重虽然容食椹，力微无计报焚林。（〔唐〕吴仁璧：《投谢钱武肃》）桑椹熟以紫，水鸟时遗音。（〔南宋〕陆游：《幽居即事》）
但有桑树，都生了椹子，任你摘来。（〔元〕刘唐卿：《降桑椹·第二折》）
水下则虚竭还胀，十无一活，宜用桑椹酒治之。（〔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三·桑》）
桑椹酒，补五脏，明耳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谷四·酒》）
古诗云：‘黄栗留鸣桑椹美。’黄鹂既鸣，则桑椹垂熟，正合京师节候。（〔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黄鹂》）
也有人仍用“葚”：
鸮声虽云恶，革去在食葚。（〔北宋〕王安石：《酬王伯虎》）
紫葚知蚕老，黄云见麦秋。（〔北宋〕黄庭坚：《次韵公定世弼登北都东楼四首其一》）
白花满把蒸成露，紫葚盈筐不取钱。（〔清〕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之十八》）
“椹、葚”音义实同而形不同，应为异体字关系。
3. “葚、椹、湛”形之关联
从“椹县”“椹川”到“湛川”，演变依据何在？
前面说过，今湛江市曾由“广州湾”一名改为“椹川市”，后来“以椹作湛，川作江，故名湛江”。
地名改“椹”为“湛”，河南许昌县椹涧镇有先例——该地名亦作“湛涧”，当地人读“椹涧”的“椹”同“湛”音。
《水经注》对“椹涧”变读为“湛涧”有过解释：湛水出河内轵县南原湛溪，俗谓之椹水也。是盖声形尽邻，故字读俱变，同于三豕之误耳……湛水自向城东南，迳湛城东，时人谓之椹城——“湛水”读成“椹水”，是“湛椹”二字“声形尽邻”导致的。
《广东府州县志》（第19册）《遂溪县志》，多处提及“椹川”时“椹、湛”常换用。
可见今天人们把“椹川”读作“湛川”不是孤例。因为古椹川巡检司的设立，后人借其来命名主干道，主要是为了彰显历史积蕴，但“椹”与“湛”形近，引起了误读。加上“椹”字逐渐淡出现代人的视野，“葚”取而代之了，人们对“椹”字的陌生感，加上“椹县”后改为“椹川”，“川”表“江河”义时，读“湛”字比读“椹”似更易理解，就有了过去的“椹川”村今易名为“湛川”，“椹”字在字典、词典的两读之外，又多了民间的“湛”音。“椹涧”一名亦作“湛涧”，原因恐怕也类此。
二、“椹县、椹川”之“椹”与南
丝绸之路
前面我们论证了“椹县、椹川”之“椹”应读同“葚”，那么，从命名理据上能否加以证实呢？
“椹川”的前身是“椹县”，以“椹”命名是否反映了彼时当地广种桑树、盛产桑葚的盛况呢？更进一步推想，当地彼时是否植桑养蚕，进而缫丝织锦？有河流之便且临近古合浦港，因而可将丝织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抵他国的“椹川”，其命名是否与当地的桑蚕物产有关？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专著《元和郡县图志》，也去实地调研过，都无从知晓。罗常培先生引用过L.R.Palmer的一句话：“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它们时常供给重要的证据，可以补充和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家的话。”这启发我们：既然文献中没有直接的记载，那我们就尝试从书证、考古发现、自然地理及水上交通几个层面，反证“椹县”“椹川”之“椹”，源于桑蚕活动在该地设“椹县”时已经开始，并为南海丝路提供货源。
历史有过先例。汉语的“茶”一词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如俄国、意大利等国）被称为cha，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如荷兰）被称为tea。一种物品的两种不同读音为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语言学上的佐证。再如陈炎先生根据义净的《梵语千字文》里出现的“丝、绢、绫、锦、乡”等字，推断中国丝织品早已传播到印度和东南亚各国。本文也希望地名留存的信息为南海丝路航线的开辟增添语言文字上的佐证。这也是我们为史实和考古发现提供的“补充”。
（一）佐证之一：文献中关于桑蚕活动的记载
从诗经到周礼都有关于蚕丝的记载，近代考古发现也证明中国在殷代就有了丝，而且织丝的技术非常发达。
养蚕缫丝技术是2000年前从中原传入岭南的。秦汉时期，广东已有蚕丝生产和民间丝绸贸易。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广东的珠崖郡（今海南省）、德庆、连州以及广州附近已有“采桑养蚕”“桑蚕织绩”的生产活动。西汉时期，海南岛黎族先民已种桑养蚕。
桑蚕术隋朝时从中州（今河南）传入石龙（今化州），唐代石龙荷村一带农民已普遍种桑养蚕，但何时传入雷州半岛，尚无定论。《通典》和明万历《雷州府志》中有“唐海康郡贡丝绢四匹”的记载，唐海康郡正是汉徐闻县地域，这说明至少在唐朝时雷州丝绢已作为贡品。这些丝绢当出自土著之手，宋代秦观《雷阳书事》诗有“蚩氓托丝布”句，诗中的丝似是蚕丝。到了明代，雷州丝仍充作贡品。万历《雷州府志》记载：洪武24年（1587年），海康“办桑丝一十一两三钱四分”，并记述雷州“丝”的品种有四：丝绸、水绸、丝经、丝。据《通典·食货典·赋税》记载：“海康郡贡丝电四疋”。
喻炳荣所修《遂溪县志》卷二《疆域·山川之疆域志》说到遂溪疆域“桑麻丛茂”；卷十“物产篇”说到遂溪有“丝之品四：丝、丝绸、水绸、丝经”。这虽然是清朝所修县志所记，但山川风物应有所承继，“桑麻丛茂”，物产有丝——有丝必有桑，有桑必有葚（椹）。
不过，据《大清一统志·卷四五一》“土产”条记载：“丝”，唐书地理志，雷州土贡。“葛”：寰宇记，徐闻不宜蚕桑，惟种葛莞为衣。这说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出发港的徐闻是“不宜蚕桑”的。而《汉书·地理志》卷二八“粤地”条却记载：汉武帝时，海船从雷州半岛出发，带了大量黄金和纺织品。季羡林先生也曾考证：“从雷州半岛发船……带去的是中国丝织品。这是中国正史上关于中国丝输入印度的最早的记载。”这些从徐闻港运出去的丝织品既然不可能是徐闻本地所产，就可能从他地转运而来，更有可能一部分是雷州半岛“宜蚕桑”的地方生产的，椹县也许就是其一。
（二）佐证之二：自然地理环境
古椹县治所今天所在地湛川村地处北纬20゜30＇左右，在雷州半岛中北部，属亚热带气候，气候温和，昼夜温差大，雨量充沛，全年可养蚕6—7造，宜栽桑养蚕。另外，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旱地多，尤其适合桑树生长。据《广东省志·丝绸志》记载：遂溪“宜栽桑养蚕”，“是广东省主要的新蚕区之一”。我们前面也引用过《遂溪县志》的记载：此地“桑麻丛茂”，这与今天这里宜桑蚕的条件是不谋而合的。
今天，位于湛川村北的洋青镇，是广东省主要养蚕种桑区之一，拥有粤西最大的蚕桑生产基地6500亩，虽然我们无从了解到南齐梁时这一带植桑养蚕的盛况，今天的湛川村也不再以养蚕业为主，但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当年的椹县种桑多葚进而缫丝织造也并非没有可能。
（三）佐证之三：出土文物
据陈立新考证，遂溪县鲤鱼墩出土的原始纺织工具陶纺轮，徐闻县发掘的汉墓中多达13个的陶纺轮，都“证明五千年前雷州半岛的骆越先民已掌握了纺织技术”，“汉代雷州半岛纺织已相当普及”。
1984年9月29日，遂溪县附城区边湾村出土了20枚波斯国萨珊朝银币及银器，跟英德、曲江出土的南朝古墓中发现的萨珊王朝波斯银币一样，证实了该王朝与我国一起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存在，而这恰好说明这条航线带来了贸易的往来，既有输出（丝织品），也有输入（钱币、银器）。
可见，椹县种桑养蚕绩麻织造既有技术上的可能，也有事实上的商业往来，加之航线的便利，它很可能为南海丝路提供了货源。
（四）佐证之四：水上交通
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线有两条：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早期的南海起航线上的出发港，主要是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后来从广州出发的商船往往也需在徐闻、合浦港停留。《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下记载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的史实，而南齐梁时所置椹县，正属合浦郡管辖。就岭南来说，汇集至徐闻的船，还要在合浦港集散，再驶向北部湾，然后经由南海西行。而这些西行的船若要北上合浦港，就会经过雷州半岛西面的今杨柑、草潭、港门、乐民、江洪和迈陈等出海口，然后再从合浦港沿海岸南下西行到达今越南。
现今的湛川村（原椹县、椹川村）虽不临海，但村东有杨柑河湛川支流流经，河段起点为牛鼻水，终点为后潭村，今长6公里，向北汇入北部湾，再汇入南海，有湛川桥横跨两岸。我们在当地考察时据村民讲述，此河旧时有船航行，运送物资至杨柑镇出海口。草潭、港门和乐民等其他小规模港口，运力虽不及徐闻，但运送物资还是比陆路更加便利。这样，雷州半岛中部（包括椹县）的物产，既可先通过陆路运输南下，到达徐闻港，更可以直接运达雷州半岛西海岸前述杨柑、草潭等港口，再北上至合浦港集散，更加便利。
耐人寻味的是前述乐民港的旧名。据刘佐泉先生考证，乐民港是遂溪县的古代口岸，古时叫“蚕村港”，位于雷州半岛西北部、遂溪县西南海岸，北部湾畔。当地村民从宋代开始养蚕种桑，
从事织丝业，故改名为“蚕村”，又因是港口，也称蚕村港。“蚕村”一名记录了宋代这一带的蚕桑历史信息。“椹县”一名记录的应是更早时期的蚕桑历史，只是年代久远，缺少文献记载，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地名”窥探到一些信息，它或许就是历史无声但有心的记录。
小 结
“椹县”得名于南齐梁时，隋时改为“椹川”，元时设“椹川巡检司”。湛江市初名“椹川”，市区主干道取“椹川大道”之名，皆源于“椹川”“椹川巡检司”的设置。无论从音、义、形还是从方言或古音考证，“椹”当读同“葚”。
此外，“椹县”得名很可能与当地古来植桑的历史有关，它极有可能自产丝绸，或仅输出蚕丝，经海路（合浦港或徐闻港）运往各地。只是时过境迁，我们在曾经的椹川、今天的湛川村调查时几乎看不到村民种桑树了（有村民说是因为当地方言中的“丧”与“桑”同音，不吉利。我们只在村民毛兴家门口看到一棵桑树头，是翻盖房屋时砍掉的，据说是他祖父一辈人栽种的），而改种经济效益更显著的荔枝了。20世纪70、80年代，广东省大兴蚕桑，因为地理条件好，邻近湛川的洋青镇、沙古镇和界炮镇开始大面积种植桑树。这其实也说明这一带确实是宜桑之地。可见，地名中存留的信息，也可为古代南海丝绸之路起航线的开辟及繁荣增添文字依据。
文章作者：赵越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2021年第5期
选稿：周辰
编辑：檀金玲
校对：邹怡思
责编：刘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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