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诗词，主要特点是气魄宏大。根源在他的帝王思想。从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诗词「选集」五十首看，帝王思想发展脉络非常清楚
。
一九二五年作的「沁园春，长沙」，就有逐鹿中原的雄心壮志，「问
苍茫大地，谁主沈浮」，潜台词乃是：「该由我来主宰大地。」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间的作品，多是战争生活、战地风光，一副
打天下的三军统帅的口气。这些诗词，全是大话、口号，谈不上意境。如
：「我自岿然不动」，「更加众志成城」，「风卷红旗过大关」，「百万
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风展红旗如画」，「红
旗跃过汀江」，「横扫千军如卷席」等等，俯拾即是。两次用「天兵」这
个词：「六月天兵征腐恶」和「天兵怒气冲霄汉」。天兵是玉皇大帝的兵
，或真命天子的兵，用来表述红军，十足是争夺天下的主。难怪鲁迅要说
是「山大王的诗」。
一九三五年写的「念奴娇，昆仑」，就已经是帝王心态了：倚天抽宝
剑，要砍断昆仑山送人。口气之大，别人是学不来的。
一九三六年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更完全是皇帝气派了。而且
自命超过历代君王。
一九四九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表明江山基本到手，
要追穷寇了。
一九五○年，「浣溪沙，和柳亚子」，充分表现了开国皇帝喜悦的心
情。但是说「人民五亿不团圆」意思不明确。是说国共内战，尚未统一，
还是说五亿人民都妻离子散？其实乃是为了步韵，只想说旧社会坏，勉强
造句，随便读者怎 理解都行。
一九五六年的「水调歌头，游泳」，写出开国皇帝的建设宏图。
一九五六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透露了一个有趣的心思，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两句，九天是现成的典故，五洋却是杜
撰。明明只有四大洋，南冰洋是南极洲，不说「四洋」乃是喜欢这个「五
」字。君不见「九天」对「五洋」，作者乃九五之尊也。
一九五六年的「鸟儿问答」，又进了一步，作者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
了。但词中出现「怎 得了」，「还有吃的」，「不须**」等句子，实
在不雅，很像刘邦那种痞子皇帝的口气。
从功力、技巧方面看，诗词水平不能算很高。所发表的作品，
参差不齐，有的简直不像出自他手。例如一九二七年的「西江月，秋收起
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这
首词只有蒙童初学水平，上阕第二句平仄几乎全错，上下阕末句按词谱须
转仄韵，常规是押同部的仄韵，这儿不合常规，韵味全失。
最喜欢用的形容词，有：寥廓、苍茫、莽、滔。说明他老是以
天下主宰者的心情，想著天地风云、山河湖海；描述数量，动辄千、百、
万，口气特大，使人觉得有气魄。但从另一方面看，语言甚单调、贫乏。
有的用得不太恰当，例如那首「沁园春，长沙」，既有百舸争流，鹰击长
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一派热闹景象，为何又「怅寥廓」？寥
廓一词，参照另外两处的用法：「寥廓江天万里霜」，和「我欲因之梦寥
廓」，都是寂寥、空旷之意。（另外，选集注云：此词作於一九二五年。
但史实是当年八月，毛去广州。八月之前，长沙绝不是「寒秋」「霜天」
，也没有「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有人说这首词是此前毛和其他朋友的
联句，所以意思不大一贯。但即使是联句，「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
沉浮？」三句也必出於毛，因为他喜用「寥廓」「苍茫」两词，他没有照
顾前文，只能说明水平尚不高。）
毛作律诗，对仗不甚精采。比较工稳的只有：「送瘟神」的对句，「
长征」的对句，以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金猴奋起
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几例。其他如：「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
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算不得对仗工整，三十
一年对落花时节，牢骚对风物，防肠断对放眼量，都很勉强。还有如「高
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等句，字面对仗虽可，意思却都不很好。高空来寒流，地面通常没有暖
风；红霞既呈朵朵状，如何又似百重衣？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六
句话，二十一个字，只说明一个意思：办事要争取时间。上阕：「小小寰
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五句话也只说明
地球上苍蝇哀鸣。既不精练，也不含蓄。苏东坡曾批评秦观，「十几个字
，只说得一个人从楼下过」假如他看到这首词，会如何评价？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数字，选集正篇四十三首中，不含
数字者仅五首。光是用「一」字起头的七言句，就有七句之多。它们是：
「一年一度秋风劲」，「一唱雄鸡天下白」，「一片汪洋都不见」，「一
样悲欢逐逝波」，「一山飞峙大江边」，「一从大地起风雷」，「一篇读
罢头飞雪」。其他「一」字开头的六言、五言、四言句也不少。此外，用
「二」到「十、百、千、万」开头的七言句，除「八」之外全有，有的还
不止一句。如「五州震荡风雷急」，「五岭逶迤腾细浪」，「五帝三皇神
圣事」，等等。其他夹在句子中间的数字更多，如：「八万里」「一千河
」「九派」「三河」「万里雪」「万里霜」「万里埃」「千里雪」「千钧
棒」「百丈冰」等等。这个特点大概与他平时思维和讲话的习惯有关。他
倡导的用数字说事的风气，成为「党文化」的一个特色。
高手作诗词，除了叠字、排比外，都会避免重字。但的作品很
不讲究。例如他最得意的两首「沁园春」，重字特别多。? 长沙? 中，
有三个「江」和「万」，两个「山」「百」「流」「年」；? 雪? 中，
有三个「风」，两个「大」「山」「看」「天」「外」。此外，「望长城
内外」和「看红装素裹」，虽非重字，却是同意义的「领字」，也算是缺
陷。总之，还是功力不足。
说诗词「水平最高」者，一是某些懂诗的文人，慑於淫威，不
敢不作违心之论；二是根本不懂诗的愤青半吊子，长期生活在假大空的语
言环境中，看到合辙押韵的标语口号，就认为那是最高水平的诗。
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声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作
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中提到长征、战锦、晏鸟、昆鸡，似乎是批
判林彪。但，六三年林彪还是国防部长，而且正是「高举、紧跟」毛的时
候，不可能写这种诗。如果此诗真是毛所作，应是作於「九一三」
之后，去世之前。一九七八年毛的忌日发表它，其目的可能跟发表「给江
青的信」一样：表明伟大领袖洞察一切。或者，根本就是有人假托、伪造
。这首诗没有写出对死者的感情，格调不高，技巧更谈不上。
毛词中，我觉得较好的有：两首「沁园春」，「蝶恋花，答李淑一」
，「卜算子，咏梅」，其次是：「菩萨蛮，黄鹤楼」，「采桑子，重阳」
，「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
调歌头，游泳」，「贺新郎，读史」等。七律中，「长征」、「送瘟神」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还可以。它们在词坛上，可以聊充一家，仗著「
文以人传」的优势，不易湮没。其他那些没多少欣赏价值的，恐怕很难作
为「文学作品」而流传，只能保留在的历史传记中。当然，欣赏诗
词，见仁见智，各人有不同选择。但，诗词并非每首都够水平，则
是毫无疑问的事。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至于柳亚夫,没有听说过…根据楼主的意思似乎是李淑一的老公柳直荀….不敢确定….
诗句翻译（郭沫若与看完三打白骨精后所写）
两诗大意：
1。唐僧颠倒人妖混淆是非，对敌人慈悲、为难自己人。紧箍咒念了上万遍，白骨精几次三番脱逃。真该把唐僧千刀万剐。多亏了孙大圣的毫毛。如果教育及时还是值得称赞的，猪八戒的智慧都会胜过你这样的笨蛋！
2。大地上一刮起阴风，白骨精就成堆了。唐僧虽然愚昧，但还可以原谅，妖魔鬼怪却是人间的灾难。（只有）孙悟空大展神威，天下才能清净。现在大家都盼望孙大圣的到来，就是因为有妖怪呀。
两诗的过程：
郭沫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唱和诗索隐
与郭沫若多有诗词唱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剧的诗作。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第一次观看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10月25日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沫若并以他与特殊的文字交情，将此诗呈献给了。
这时，也观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剧，见到郭氏的七律后，他也诗兴大发，于1961年11月17日挥毫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钓棒，王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的这首和诗，据郭氏说：“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的。”[1]读了的和诗后，郭沫若当天即用毛诗的原韵，又和了一首:
赖有睛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郭氏此诗，也经康生转给了。回信说：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郭沫若又在《“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一文中说：
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也其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把“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
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知道悔恨，并思念孙悟空。……假如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不是像唐僧那样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是投降了敌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有意地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
总之，在对待戏里的唐僧问题上，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认为唐僧 “真是值得千刀万剐”；在读了的和诗之后，他才深受教育，改变了对唐僧的偏激看法，懂得“僧是愚氓犹可训”。三十年来，各种各样的诗词注释，于此和诗下都是按照郭氏此说来解释的，以突出郭沫若的偏激而勇于改过，的英明而善于诱导。
但是，认真地分析郭沫若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原诗，人们就会发现上文所引郭沫若对自己诗作的解释是有问题的，的和诗实质是误解了郭沫若的诗句，而
郭氏对自己诗作加以曲解实在是有其苦心。以下就此试为论证。
对郭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而来。“当”，人们都理解为应当，认为唐僧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所以“真是值得千刀万剐”。下句“一拔何亏大圣毛”，人们都解“何亏”为“何损”，认为是说拔一根毫毛对孙大圣来说也没有甚麽损失。这样理解，就每一句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但将这一联的两句按此义联系起来看，就很费解。上句说唐僧应当千刀万剐，下句就应该赞扬孙大圣，为什么却说“一拔何亏大圣毛”？倘若“一拔何亏大圣毛”是说孙大圣打败了妖精，救出了唐僧等人，并没有遭受多大的损失，只不过是拔一毛之劳，则这与上句“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意思实在距离太远，与剧情也不类。所以，以上对这两句的解释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另求别解。
笔者认为，“千刀当剐唐僧肉”的 “当”应解为“正要”、“将”，用以表示时间。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六云：“当，犹‘将’也。”《仪礼·特牲馈食礼》：“佐食当事，则户外南面。”郑《注》曰：“当事，将有事而未至。”《孟子·离娄》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韩非子·外储说右》：“大公望曰：‘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吉，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史记·魏公子传》曰：“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又《留侯世家》曰：“横绝四海，当可奈何？”以上“当”字均与“将”同义。
“当”不但可以一般性地表示未来时间，还可表示现在即将发生之事的时间，如《太平广记》卷三二一《司马义》云：
义以大元中病笃，谓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别嫁，当杀汝！”曰：“谨奉教。”葬后，其邻家欲娶之。碧玉当去，见义乘马入门，引弓射之，正中其喉。
同书卷一二九《王范妻》又云：
晋富阳县今王范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当出行不还，帐内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佩声。
这里的 “当”皆作“正要”解。“当去”犹言“正要离家”，“当出”亦同。郭诗中的“当”亦应取此义。
“一拔何亏大圣毛”的“何亏”，人们皆解作“何损”，这也是错误的。 “何”可表感叹，可解为“多麽”。《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六·白头吟》“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离蓰！”李白《古风》之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里的“何”皆当解为“多麽”。韩愈《孟生诗》：“顾我多慷慨。”即顾我何慷慨。杜甫《光禄坂行》：“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多”一本作“何”，“何”、“多”义近，故可代用。“亏”，侥幸之辞，表示藉以免除困难。《西游记》第十四回：”当年大反天宫，甚是亏他。”《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如今亏我留神打听，打听得这位姑娘，在花牌楼住，家里开着机房，姓王。”李渔《奈何天·敕诓》：
“亏得你度量宽宏能受；我设身处地，委实难留。”“何亏” 即“多亏” 、“幸亏”，表示由于别人的帮助或某种有利因素，避免了不幸或得到了好处。
由此，我们可知，郭诗所谓“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就是说唐僧正要遭受妖怪们千刀剐肉之厄时，多亏孙大圣不计前嫌，施展神威拯救了他。只要我们将这一解释放到诗中，结合上下文来理解，便可验证其是否正确。
诗的第一联“人妖颠倒是非淆，封敌慈悲对友刁”是说唐僧的糊涂态度。第二联“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是税唐僧的糊涂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孙大圣，致使白骨精三次脱逃。唐僧伤害了朋友放跑了敌人，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三联告诉我们，尽管他“对敌慈悲”、 “精逃白骨累三遭”，但妖精并没有放过他，反而使他面临千刀剐肉之厄；而孙大圣并没有因为唐僧“对友刁”，及“咒念金箍闻万遍”而弃其危而不顾，反而在唐僧将被“千刀”剐肉之时，大展神威拯救了他。道一联上句写出了唐僧 “人妖颠倒是非淆，封敌慈悲封友刁”的恶果，下句突出了孙大圣救唐僧于灭顶之时的深明大义，并进一步反衬出唐憎的糊涂。第四联两句直接对上三联的叙述进行评论，所谓“教育”是对今天的观众而言，也是对唐僧本人而言。如果第三联上句真的是认为唐僧“值得千刀寓剐”，那么这里还谈什么对“愚曹”“教育及时”呢？所以，从诗的上下文来看，我们的解释更符合诗的原意，传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961年11月17日的和诗云 “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唐僧虽是愚蠢之人但还可以批评教育，这显然是针对郭沫若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而来。将唐僧正要被妖精千刀剐肉当成唐僧真值得千刀万剐，因而批评郭氏的态度过于偏激，把“犹可训”的“愚氓”当成“必成灾”的妖精、鬼域。然而，根据上文对郭诗的分析，的这一和诗实际是误解了郭诗之意而引出的。
如果只是一般的人，当郭沫若读到其和诗后，大可做些解释以说明自己的本意。但实非一般人，60年代初期与郭沫若的关系也实非一般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而的和诗也并非用正常方式直接寄给郭沫若，却是在广州由康生抄示的。在这种情况下读到的和诗，郭沫若又怎能为自己辩解，说主席理解错了呢？因此，他只有将错就
错，顺着“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僧受折磨知悔恨”，借唐僧这一角色向作检讨。看到康生送来郭氏的和诗后，自是非常满意，回答说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云云，直接点出了“僧是愚氓犹可训”的本意。以政治智慧高屋建瓴地折服学术权威，是一贯引以为豪的。
说误解了郭沫苦诗的本意，最大的反证是郭沫若在其《“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诗》一文中的现身说法。郭沫若明明说“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他真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这怎么解释呢？笔者认为，郭沫若的这些话很有可能是言不由衷的。为了维护一贯的权威，为了突出领袖的英明，郭沫若在当时的情势上，说一些违心的话，是完全可能的。为了“革命”的需要，的许多同志，就是连刘少奇、周恩来在内，也都认过许多违心的错。而在”四人帮」被打倒后，临死还留下遗嘱，要将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上的郭沫若，其对的驯服，是不亚于任何人的。因此，他不辩释误解他的诗作而自认有错，这其实是在那个特定时代里的一种必然态度。经过“文革”之厄的人，对此都是深有体会的。
假如郭沫若当时有日记留下；假如郭沫若在当时的环境下敢于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真话；又假如这种日记日后会公诸于世，那么，笔者的这一分析也许会有可能得到验证。但是，就
是没有这些，我们从郭沫若的原诗里也还是能看出隐情来的。
如果笔者的分析是可倍的话，和郭沫若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唱和诗作就确实在诗坛上留下一段“佳话”。弄清了这一段诗中的隐情，我们便更能体会在那个特定时代中特定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对、郭沫若这两个著名人物的认识也就更深。
注：最先提出对“千刀当剐唐僧肉”应作别解的是吾友李申博士，本文系受他的启示而作。特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
[1] 见郭沫若：《“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人民日报》， 1964年5月30日，第七版。
和郭沫若是什么关系》？
郭沫若以的诗友著称。
郭沫若与的结识也是在风云际会的1926年仲春时节的广州。郭沫若在七月从军北伐前的几个月里，与毛有过几次交往，主要是请郭沫若去由他主持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一向看重实际斗争的大概不会以纯粹的文人视之吧。有趣的是，在郭沫若的眼中，“农民运动大王”的居然是“如妇人好女”般的“文士”。郭沫若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亡日本时所撰写的自传《创造十年续篇》中，有形象的绘状，字里行间，对的沉稳、谦挹颇怀好感。因为是以平视的心态写来，颇为真切。这样的文字，在后来满怀崇拜之情的驱使下，当然是不可能再有了。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著名的讲话，郭沫若在听了这个讲话精神的传达之后，说了“有经有权”四个字。这表明郭沫若不只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家，更是一个在骨子里认同文学的“言志”作用的革命活动家，也是一个能看出讲话中哪些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指导方针，哪些是适应抗战现实需要所提出的权宜之计的政治家。据胡乔木回忆，对郭沫若的“有经有权”的评价十分欣赏，深有知音之感。
也是因周恩来的耳濡目染，郭沫若意识到不但是政治和军事战线上的领袖和统帅，也是文化战线上的司令。郭沫若明白，没有中共的作用，自己在文化界不可能成为“班头”，而自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经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之后，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人了。
而将文化视为丧邦兴邦之经国大业的，对郭沫若的特殊作用了然于胸，有很高评价。 1944年11月21日，让周恩来重抵重庆时捎去一封致郭沫若的热情洋溢的信。信写得亲切、热诚，真是推心置腹，不能不使郭沫若悄然动容。只是从称赞郭沫若的成就“觉得羡慕”的字里行间，似乎可以读出别样的一点东西来。一方面反映出对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的兴趣，另一方面又显露出对于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教授)的不甘其下的微妙心态。这就不难明白，在其晚年，在“四个伟大”的头衔中，何以最为看重“导师”，而不是“领袖、统帅、舵手”。
紧跟，歌颂，做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郭沫若依然以精力饱满的国务活动家的形象活跃于世人面前，诸如热情地参与自然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主持全国文代会的开幕式，频繁率团参加各类国际和平会议，更不时发表长篇短制，以无前的“兴会”歌颂大跃进，歌颂“三面红旗”，歌颂“文革”，歌颂中共的一切决定。
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的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与林彪的”顶峰论”正好形成呼应。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论诗词墨迹还能与高度赞扬的林彪的”四个第一”结合起来：
……（的墨迹）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其实还可以补充几个第一：郭沫若对的这种颂扬，足可以称作中国文艺界之第一，郭沫若做的老学生、好学生，也足可以称作中国文艺界之第一……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能够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在文革初期郭沫若被批判了，但由于他小心迎合当权者，写了许多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诗作，因此没有受到过大冲击，在整个70年代基本安然无恙。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文革结束之后，他立即赋词抨击“四人帮”。
认识和分析历史人物，确实须待历史的积淀。
参考资料：http://www.gmw.cn/content/2004-07/05/content_52794.htm
谁知道诗词_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_的写作背景！急急急啊！！！50字左右即可、
创作背景：
1962年冬，中国刚刚走出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困境，中苏关系又开始紧张，苏联再在其报刊上连续刊登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我国的一些传媒也连续发表文章，予以还击。同年年底，郭沫若填《满江红》一词，借此表达中国人民面对反华势力，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必胜信念，同时也歌颂了、思想坚强的中国人民。读后当即作此和词。本来郭词写的理直气壮，富有激情。但无意间似乎把反动派的声势过分看中了些：“沧海横流”、“天垮下来”、“世披靡矣”，未免言过其实。的和词，就是针对这一点而发的。诗人高昂的时代巨人的头颅，对几伙苍蝇、蚂蚁、蚍蜉等害人虫，投以蔑视的目光，给以憎恶得申斥；并意气风发，大义凛然，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显示了胜利的信心。本诗写于1963年1月9日，首次公开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诗词》。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郭沫若：用诗词作对联
19xx年3月21日的《光明日报》4版，刊出了郭沫若的《诗词集句对联》。这些集联长长短短，排版出来错落有致，加上精细边框，显出一种别样的美感。郭沫若集诗词对联，并非突然兴趣所致，而是有一个逐渐的过程。1961年12月，郭沫若到端州七星岩湖畔的桂花轩参观，轩门外，就有集词句的一副楹联:
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
上联用的是在1934年夏天写的《清平乐·会昌》词中的句子；下联集自1936年写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这两首词虽写作时间、词牌均不相同，可将内中的句子集成对联后，却十分贴切。郭沫若见到此联后，大为感叹。由此引发，他立即写出一首七律《题桂花轩》，在诗中将这副联含了进去:
我自双源洞里回，桂花香处一轩开。果然风景这边好，如此江山何处来？水剪西湖千匹锦，山移阳朔几尊 。岁阳时节如初夏，紫贝天葵酌满杯。1963年6月，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城北的一处名为玉泉的地方，重修了一座得月楼。楼建成之后，当地管理部门写信给郭沫若，希望他能够为此地撰写对联。在这封信中，他们还将自己集的一副诗词句联附上，希望郭沫若能为之书写:
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巧的是，这副联的后半部分，就是1961年时郭沫若在端州见到的那副联，只是这里又在前面加上了两句。郭沫若当即将对联书就，并在这副联上作了如下说明:“玉水龙潭得月楼落成，地方领导同志集词语四句为联，嘱为书出。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书就，寄自北京，心向往之，何日得能一游耶？郭沫若书。”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词》。这次成集，与先前出版相比，有十首诗词为首次刊布。这当然也触发了郭沫若的灵感。他便陆续着手，边读边集，形成了这二十六副别开生面的集联。这批集联，形式和内容都颇为多样。从形式看去，有诗句对诗句，有词句对词句；亦有诗句对词句；有单句对，也有复句对……不一而足。如:
飞雪迎春到；心潮逐浪高。
这是一副集词句联。上联集自1961年12月所填《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下联集自早年所填《菩萨蛮·黄鹤楼》最末一句。郭沫若随之又在此基础上，再集一副联:
江山如此多娇，飞雪迎春到；风景这边独好，心潮逐浪高。这上下联的前半，正是郭沫若在1961年在端州七星岩时所见的集句联。这里郭沫若将它们进行了调整，将上联作了下联的首句，下联提上作了首句。总体上说，这副集联，形式完美，意境浑成，堪称绝佳。当然，最初集出此联者，亦必定是深通诗词、对联的渊博高手。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鱼翔浅底，鹰击长空。此联上联集了一首词的连续两句，又以别一首词的两句对之，既流畅，又造成时空重组，意境为之一新之感。上联集自《沁园春·雪》，下联集自早年的《沁园春·长沙》。为了照顾平仄，下联两句将原词位置作了前后调整。集自同一首词，也是连续两句对应的，还有这样一副: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副联，全集自《沁园春·雪》。此集联，内容恰成古今对照之势，是对联中常见的对比之法。难得的还有上下句的首字，也对得十分恰切。因为这种句式颇不容易寻到这么碰巧的对应字眼。词与词句间集成的，还有这么一副:
千秋功罪谁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万里长江横渡，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此联上句，集自《念奴娇·昆仑》一词，是融会了两句的意思而成:“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后两句，集自《沁园春·雪》的连续句子。下联前句，集自《水调歌头·游泳》，后两句同样出自《沁园春·雪》。这副集联，句子虽长，但气象宽阔，意味深长。以诗句形成对联的，郭沫若也集了不少。例如:
梅花欢喜漫天雪；玉宇澄清万里埃。
联的上句，集自《七律·冬云》，下句集自《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这副联，上下意境颇为切合，联合一起，形成一完整意象，是很好的集联。诸如此类的诗句集联还有:
独有英雄驱虎豹，敢教日月换新天。
上联集自《七律·冬云》，下联集自《七律·到韶山》。这副联的组合，内容还是十分切合的。内容形式较好的集诗句联还有这么几副:
中华儿女多奇志；人间正道是沧桑。三十一年还旧国；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卷起农奴戟；曙光初照演兵场。第一联首句集自《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下句集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第二联首句集自《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下句亦集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副联上下内容反差较大，似不十分洽谐。第三联上句集自《七律·到韶山》，下句集自《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内容落差较大，因而显得意境不特别完满。说起来，还有一部分诗词句并举的集联，有很不错的内容和意境。如:
喜看稻菽千重浪；寥廓江天万里霜。
上句集自《七律·到韶山》，下句却集自词《采桑子·重阳》。诗与词，在节奏上不尽相同，相互联结，常常会产生一种别样的韵味。这样的组合，我们还可以寻出一些:
长空雁叫霜晨月；万水千山只等闲。
此联上句集自词作《忆秦娥·娄山关》，下句却集自诗《七律·长征》。这副联，虽上下情境大小有差异，可意思却可以连贯。上句为部分，下句成整体，还是显得较为完满的。
冷眼向洋看世界；西风落叶下长安。
上联集自《七律·登庐山》，下句却集自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应该说，这两句合组，原作者的本意还是得以体现的。从中表达了一种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从这一点看去，集联者还是很费了一番匠心的。
长空雁叫霜晨月；大渡桥横铁索寒。
此上联集自词作《忆秦娥·娄山关》，下联集自诗《七律·长征》。这两首诗词，写于同一年，情境颇有相似之处，因而从内容看还是较为切合的。
换了人间，百万工农齐踊跃；太平世界，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副联的四句，分别集自不同的四首诗词。上联前半，集自《浪淘沙·北戴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后半集自《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下联前半集自《念奴娇·昆仑》:“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后半从诗《七律·送瘟神》里集出。这副联里的句子，虽得自几个不同时代，可经过集联者巧妙构思，将当时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展示了出来，十分生动而熨帖。
北国风光，原驰蜡象；乌蒙磅礴，路隘林深。此上联集自《沁园春·雪》中先后两句，下联上半集自《七律·长征》“乌蒙磅礴走泥丸”，下半集自《如梦令·元旦》中“路隘林深苔滑”一句。此联大多用景物构成，由于时空跨越大，景致各显风貌，集在一起造成起伏跌宕之效应，境界颇为奇崛，给人以不平凡的感受。
由以上举例里，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在集这批诗词对联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总体说来，都达到了相当水准。其中如“飞雪迎春到，心潮逐浪高。”“梅花欢喜漫天雪，玉宇澄清万里埃。”“万马战犹酣，不周山下红旗乱；行军情更迫，黄洋界上炮声隆。”“长空雁叫霜晨月，大渡桥横铁索寒。”都集的意象浑成，成一新境界。可以说拓展了原诗词句的内涵，赋予了它们新的意味。这样的集诗词句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因而，产生广泛影响也是很自然的。
以诗词成句集联，本是文人的一种别样雅好，但是，这也足以显示集联者的知识面，旧诗词功底，以及丰富的联想能力等等。从以上郭沫若的集句联中，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这一点。其中的许多副联，甚至可以见出郭沫若的急智巧思。另外，从这些集出的对联里，我们也很容易感受到郭沫若对诗词的熟稔和喜爱程度。这些集句联中，许多与原句内涵和境界有很远距离，倘若不是十分熟悉，是很难将它们组合一起，达到形式完美，并形成新的意味和浑成意境的。当然，诗词本身，更是郭沫若得以集联成功的基本要素。
诗词_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_的解释_____跪求………
翻译如下：
小小的地球上，有那么几个国家，像几只碰壁的苍蝇一样嗡嗡叫唤，貌似声色俱厉，又像哭泣声一样。这些国家好比那大槐树下的蚂蚁一样吹嘘自己的国家有多强大，却不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就像蚍蜉撼大树一样可笑！我们吹响冲锋的号角（飞鸣镝），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他们。
天下的事情，从来都是那样急切；日月轮回，光阴紧迫。要等一万年后才等来胜利，实在是太久，我们要抓紧时间，力求主动，只争朝夕。当今的世界上，四海翻腾，风云变幻，五洲震荡，形势诡谲，我们要消灭所有危害人类的败类，还世界一个太平。
说明一下：这首词遣词造句已经比较直白，若非要翻译，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加一些背景的东西。可能不一定准确。诗无达诂，见仁见智，请楼主自己斟酌吧！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注释】：
蚂蚁缘槐：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有个叫淳于棼的人，一天喝醉梦见自己在“大槐安国”当了驸马，做了南柯郡太守，醒来才知是梦。后来他在屋后发现一个白蚂蚁穴，还建有王城，原来这就是“大槐安国”。
蚍蜉撼树：唐韩愈《调张藉》，“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西风落叶下长安：唐贾岛《忆上吴处士》，“秋风生渭水，落叶下长安。”
鸣镝：响箭，汉时匈奴冒顿单于用来发号司令。有人称，“我们的文章如同响箭一般飞过去，修正主义招架不住了，如同西风卷落叶一般，纷纷败下阵来。”
【题解】
这首词，自六四年初纪念七十诞辰发表以来，就被说成是写中苏论战的。 一九六二年是中共的多事之秋。国内，大跃进的“人祸”毁伤未愈。国外，美国上来一个雄心勃勃的肯尼迪，宣称要支持所有朋友，反对一切敌人。年初，美军顾问进入了越南。中国的另一个有麻烦的邻居 —-印度，则被肯尼迪称为落后国家的“民主橱窗”，并多次公开指出，美国必须帮助印度，让它成为亚非国家的榜样，使它们不至于向中国学习。台湾也派遣了多支武装小分队在沿海各地登陆骚扰。
【附】 郭沫若原词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
真金在，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